2008年11月13日 09:44: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金融海啸、跨国公司裁员，让瞄准外企的名校尖子生乱了阵脚，“天下第一考”难度再增加——

    “我们就是公务员考试的炮灰”

公务员报考咋一年更比一年"挤"? "香饽饽"香在哪

　　百万雄师要挤独木桥

    打开MSN，周悦发现同班好友的签名档一夜之间纷纷变成了“国考炮灰”、“当了公务员考试的分母”、“国考陪跑小能手”。周悦告诉笔者，备战公务员考试的气氛弥漫毕业班，而且大家的悲观情绪非常浓烈。

    周悦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和所有应届生一样，她也早早投入到找工作的洪流。在与招聘单位的轮番过招中，周悦和周围的同学隐隐发现，以华尔街雷曼兄弟倒塌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似乎潜入了2009年的校园招聘中。

    “在一次次被用人单位‘调戏’之后，我们发现还是国考最靠谱儿。”周悦说。

    随着2009年公务员考试的大幕拉开，周悦随大流报考了全国政协办公厅某职位，这个职位的录取人数和报名人数之比是1∶1221。

    据统计，2009年“国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为历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年“国考”比去年报考人数增加20余万人，形势火爆。

    安定、体面成为这一季的主流

    “雷曼倒闭那天，我抱着纸箱子从大门缓缓走出，身后是一片狼藉。当时唯一的心情就是，快快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任妍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金融班的毕业生，在雷曼兄弟公司所属英国子公司实习时，适逢百年雷曼公司宣布破产，她在博客中记录下这样的心情。

    任妍笑称，亲身经历失业之后，她遇到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都会鼓励他们积极报考公务员，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

    北京科技大学主管学生工作的黄融老师表示，他和同事一直关注着2008年越来越热的报考公务员热潮，今年就业形势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紧张趋势初露端倪，各大企业提供给应届生的岗位不多。

    “炮灰的意思就是做无用功，陪着冠军跑的人，它是我们这一季的潮流词语。”周悦说。

    周悦参加过某大型地产公司的面试，面试题目是要求她推销一块家用肥皂。周悦面试归来觉得做市场不是自己的专长，而且进入地产界之后，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轮转，相比这种颠沛流离，她更倾向于有一份安定的职业，并受到社会的尊崇。

    “公务员在家长看来还是铁饭碗，‘体面就业’成为这一季的主流，体制内的职业才不容易受到经济浪潮冲击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黄融老师解读了周悦的心理。

    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创历史新高，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明年将会突破600万人。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企业对人才需求趋于饱和，更加大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我们高考的时候遭遇了非典，好不容易披星戴月地读完研究生，该找工作了吧，没想到今年又搞出一个经济危机，先就业再择业都成了问题，请上天快快赐我一份平淡生活吧。”北京大学07级硕士研究生白玫佳黛在校内日志里发起牢骚，没想到下面跟了将近100条回复。

    10月，香港某大型地产公司在北京大学五四多功能厅举办大型宣讲会，座位外也站满了来递简历的毕业生。针对同学的“今年招聘人数到底是多少”的尖锐问题，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一句回答“因为受经济危机影响，整个大中华区大约招聘3~5人”引起全场嘘声一片。有一些同学甚至开始提前退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手里不约而同地握着一本公务员考试参考书。

    同样参加了本次宣讲会的北京科技大学05级学生张凌寒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并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我现在把最大的赌注压在考公务员上面。和大家一样，我经常面试完这家去那家，但是每家公司都说自己受经济危机影响，今年只招两三个人。”

    在被心仪的企业毫不留情地用邮件、短信、电话，甚至石沉大海的方式拒绝之后，张凌寒脱下了“胳膊箍得生疼”的套装和“让脚丫子出血”的高跟鞋，把为了“变得成熟一些”的卷发拉直，买了一整套公务员考试专用教材，每天7点起床去图书馆占座，午饭在食堂凑合，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

    “真的没勇气去想我到底是不是炮灰，否则一点儿信心都没了。”张凌寒说。

    看到密密麻麻地趴在桌前的人头，张凌寒有时特别想大哭一场，“我就想要一份不那么受到形势影响的安定职业，只好血战到底了。”张凌寒苦笑着说。

    一条路走到黑的“炮灰”

    “初从文，廿六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高立手机里保存着近日在网络中广泛流传的《80后通史》，他认为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高立是中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张凌寒不同的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公务员考试了，“去年运气不好，当了一次炮灰，考了122分，比我报考单位的分数线低了2分。”

    “去年其实有一家民营企业要和我签约，但我对公务员有特别的偏好，就想再试一次。没想到今年报考的人数比去年还多，就业形势更加紧迫，事到如今，只好一心一意把考公务员这条路走到黑了。”高立无奈地说。

    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欣涛表示，公务员考试大热是近年来的现象，今年的经济形势也对这一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就是希望在动荡的经济环境里，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高立现在租住在北大西门附近。他是专程来北京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的，一周六天课，将近1200元。“加上房租、水电等费用，一个月花了近3000块钱。”高立扳着手指算。

    浙江工业大学的研三学生林含这几个月来往返于上海、杭州、宁波各地，参加过至少10场招聘会。她在招聘会现场的感受是，涉及地产、金融、咨询等行业的单位比往年减招很多人。虽然目前中央级部门公务员招聘人数比往年多，但由于大批工科学生扎堆儿报考公务员，竞争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激烈。林含的几个在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就读土木工程的朋友就报考了中央相关部门的公务员。

    2009年公务员考试中新闻、中文、外语等专业的职位和去年相比，减少了将近1／3，报名人数却比2007年增加了近十分之一。周悦的同学肖莎报考的中宣部出版局的职位，录取人数和报考人数比是1∶291，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三曾石铭报考的教育部职位，录取人数和报考人数比是5∶1012。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公务员考试的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超过了104万，而最终能捧上“饭碗”的仅仅13566人,淘汰率高达98.7％。

    王欣涛副主任表示，公务员考试只是学生求职道路上的一个选择，要保持良好的得失心。面对今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就业形势比较紧张，考生在面对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应该在适当的竞争压力下，准确衡量不确定因素，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认为，今年国内外的就业形势确实对公务员考试产生了影响，不过总体而言，因为外企的神秘感和优越感的减弱、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户口、福利等安定职业的关键要素，这几年公务员考试一直都是求职热点，因此不要过分看重经济危机造就“炮灰”的偏颇观念。

　　大学毕业生不要自己吓自己

    11月11日，强化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扶持项目——华育国际就业实训营计划在北京启动，该项目打的正是全球金融风暴牌。与会者研讨的正是经济衰退是否意味着就业无望？工信部电子人才交流中心职业教育处处长李宁指出，大学生就业的真正瓶颈还是他们学习的效果能否经受市场的检验。工信部和其他部门的一个合作项目最近在招聘相当数量的电脑工程、监理类的应届毕业生，但经过面试，全部被淘汰。“正所谓此事古难全啊！”李宁感叹。

    经济遇到了冬天，必须通过自我奋斗和努力赢得自己的春天。华育国际总裁张大力说，在校大学生如果抓紧时间进行实战训练，能准确与用人单位对接，那么，就业难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有时候，人们往往被恐惧吓破了胆。而失去自信还决心当炮灰的毕业生，又如何能冲破这天下第一难考的公务员考试呢？

    陈昌凤教授认为，不管是公务员考试，还是公司招聘，找工作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在这个时代，变化是常态，名校毕业生经常对自己有高标准的希求，其实脚踏实地、自己把握未来才是关键。千万不要把就业形势想得过于严重，也不要认为找了一个工作便是全部未来，长远看来，平常心对一生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益处。 (实习生 周凯莉)

2008年11月12日 11:26:38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合肥１１月１１日电（记者王圣志、王晓顺）１０月４日，山西朔州２３岁的高中教师郝旭东被自己的学生李某捅死在教室；１０月２１日，浙江缙云３１岁的中学女教师潘伟仙被学生丁某掐死在家访途中；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日，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有两名学生在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记者最近调查发现，当前造成校园暴力高发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一些社会危机，如环境危机、心理危机、保护危机和法制教育危机。预防校园暴力，有效遏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合力教育。

　　环境危机：暴力、色情文化催生校园暴力

    记者调查

   当前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周边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一些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等不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无视有关规定向未成年人开放，严重损害了教学环境。

    安徽省凤台县教育局副局长赵柏春告诉记者，从近年发生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来看，暴力、色情文化是产生校园暴力的第一推手。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色情文化，但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青少年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暴力、色情场面。

    他说：“当前，传播暴力、色情文化的最主要场所就是网吧和娱乐场所。虽然有明文规定，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和娱乐场所，但业主受利益驱动，总是屡禁不止。”

    安徽省未管所矫治监区监局长刘丽军认为，网络和游戏迎合了青少年渴望交流和猎奇的心理，但由于缺乏有效引导和严格管理，其中的暴力和色情因素对尚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较大，这是导致校园暴力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议与对策

   安徽金寨县南溪中学副校长吴代才说，预防校园暴力，必须尽快遏止通过网吧传播的暴力、色情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刘丽军认为，打击黑网吧，治理网络环境，是推进青少年道德建设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国家应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对网吧应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一旦发现有未成年人进入，应立即关闭，而不是以罚款了事。

    心理危机：心理健康教育缺位

    记者调查

    ２００３年，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震惊全国；２００５年，北京１６岁女中学生张某因与同学发生纠纷，持刀将同学扎成重伤。这些恶性案件，都暴露出一些校园暴力制造者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安徽省未管所教育改造科科长陶灏说，令人担忧的是，低龄人群的江湖习气和“暴力崇拜”现象日趋明显。青少年暴力行为，既有个体的心理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从心理学上讲，狭隘、自私、唯我独尊、好占上风是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因，而不良社会环境的熏染、错误的家庭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是不容忽视的外因。

    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孙云晓认为，中学生青春期阶段心理处于动荡期，对性和暴力充满好奇。一些校园暴力事件参与者就是通过暴力事件寻求刺激，在侮辱他人中追求快感。

    建议与对策

    金寨县教育局副局长吴沐森建议，当前，在许多中小学校还没有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国家应考虑在中小学开设心理辅导课程并配备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师。

    孙云晓认为，各级各类学校包括中小学，都应该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心理和道德干预机制，预防因为心理疾病引发的过激事件发生。

    保护危机：家庭监管缺失

    记者调查

    记者在金寨县南溪中学采访了解到，这所农村中学共有３６００多名学生，其中有１／３学生父母外出打工，成为留守儿童。吴代才副校长说：“一旦放暑假，这些留守儿童就失去了监管。”

    吴沐森说，由于多种原因，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无法认真行使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留守儿童的监护权实际上是缺位的。多数的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们感觉孤单，甚至心理压力过大，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和交流的主动性。教育的缺失，管理的缺失，亲情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容易养成不良习惯。如经常说谎，不服管教，打架斗殴等。

    安徽未管所的调查显示，９０％以上未成年犯是缺乏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有效保护才导致犯罪的。在接受调查的１５１１名未成年犯中，有双亲的占７８％，但认为无家庭幸福感的占８６％；单亲或孤儿等占２２％，其家庭亲情保护更是谈不上。

    建议与对策

   孙云晓认为，当前，必须强化父母对孩子的监管责任。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负有直接责任，对未成年人不得放任不管。这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教育责任是法定的，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不尽监管责任的父母应予追究法律责任。

    刘丽军说，要发挥对家长的教育功能，社区可组织家长观看一些有助于家庭教育的影片和节目，把家长培训变成一种自觉自愿行为。对已经出现问题的青少年，社区要配合政法人员落实好具体的帮教措施，既针对问题少年，又针对其父母。

　　法制教育危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漠

    记者调查

   汤某原是安徽肥西县官厅中学的一名初中生，他因无钱上网，就向同学收取保护费，２００７年１月因抢劫罪被判入狱。他告诉记者：“我认为向同学要钱不算什么，没想到居然犯法了。”

    像汤某这样的法盲在未成年犯中并非少数。刘丽军说，学校的法律教育落后，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是导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要抑制校园暴力，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

    赵柏春说，现在中小学只有思想品德课，几乎没有法制课教学。为了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遵纪守法意识，我们只得自费编辑法律课本发给学生学习。

    建议与对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雅风说，如果学校一味地强调文化课成绩，而不注重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即便有教育成果也是残缺的。

    她认为，法制教育应和文化学科建设联系起来，应在中小学开设法制教育课程，定期安排学生参与法制教育活动，聘请法制老师以具体的校园暴力案件说法，将其贯穿到教学当中，而不应单纯地以文化课的成绩作为对孩子的唯一评价标准。

       引自：http://ninaclp.spaces.live.com/?_c11_BlogPart_BlogPart=blogview&_c=BlogPart&partqs=amonth%3d11%26ayear%3d2008

“夜间我坐在书斋里，瞧着聚光灯下，微尘毫不留情地从书页和我的手上降落下来，过一个小时就有薄薄的一层，似乎企图长久留存在那里。于是我展开想象：在我死去的第二天，我的书斋将要和我一同倒塌。这样，我死后就又和我的书聚到一块儿了。”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将来的某一天，我将房子的一层改造成我想象中的书房，就像阿尔贝托·曼谷埃尔将13米长6米宽的旧粮仓改造成他自己的书斋一样。夜间，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围绕着我的是我的书，当然，我根本不用期盼能与阿尔贝托·曼谷埃尔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选编纂家、翻译家、散文家、小说家和编辑所收藏的书籍媲美，因为，我的书不会多的让微尘纷纷坠落许久，除非我长久不去触摸、阅读她们，抑或不去打扫。在我死去的时候，最多是手上拿着一本书，也决不会被书掩埋，因为，我的书不够多，我的书架也不会太高，否则我够不到。但是，我想，我的心境会与阿尔贝托·曼谷埃尔在他的《夜晚的书斋》有些许共同之处，就是与书的情缘和情结。 

“我要的是镶嵌着暗色墙板的房间，光线柔和，座椅舒适，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容纳我的写字桌和随手可查的参考书。我想象中的书架，矮的一格从我腰部开始，逐渐升高到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够得上为止。”我想象我的书房，墙面是栗色的书架，书架也是以我伸出手臂可以够到为止；书架是开放的格子，没有门，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我的书。房间中央的阳光房围摆着几个柔软舒适的单人沙发，坐在上面就像被软软的襁褓包围着。白天，阳光透过落地窗肆无忌惮地照射进来，我坐在软软的沙发里，手执一书，沐浴在阳光里。空气中弥散着咖啡的香味，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会像猫一样懒懒地睡过去一会儿，而后将掉在地上的书拾起，看上几眼或几段，而后又迷糊过去，就这样睡睡醒醒、醒醒看看、看看睡睡地度过白日。夜晚，几盏别致的台灯或落地灯散发着柔柔的灯光，暗红色天鹅绒的落地窗帘半掩夜色，路灯透过纱帘斑驳地偷窥进来，与书房的灯光呼应着，透着一份静谧和神秘。书房里几支点燃的蜡烛淡淡地散发着薰衣草的香气，增添些许温暖和安静。沙发的后面是低矮的书架，一些闲书、杂书、适于轻松阅读的书放在里面，也许还会有一些不知从哪里讨奔来的小物件，随意地摆放在书架中。我想我书房的墙面肯定还是用米色的墙漆，镶嵌暗色墙板成本太高，我只有用栗色的书架充当。我的书房实在不能用来与产生伟大思想和伟大创作的阿尔贝托·曼谷埃尔的书斋相提，她更多的是我对生活的一种喜爱和追求。 

“夜深人静时，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恢复了混沌状态。一本书出乎意外地呼唤另一本书，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亲密关系。一行记忆模糊的文字在另一行文字里找到了回声，理由是什么？在白天仍然说不清楚。如果早晨的书斋象征这个世界一本正经而且相当自以为是的秩序，那么，夜间的书斋似乎就沉浸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混沌的一片欢乐中。” 阿尔贝托·曼谷埃尔在夜晚的书斋中尽情地享受着自己的世界，没有伪装，没有所谓的秩序，只有随心所欲地裸游在自己的书海里。是啊，白天繁杂的事务以及愿意不愿意看的书稿是我无法选择的，遵守秩序的责任要用一种正经的态度对待，虽然我的办公室充斥了栗色的书架和满眼的书籍，但它不是“书斋”。想象着夜晚在自己的书房中，随意地听着一本书和另一本书的交谈，让自己彻底沉浸在一片混沌的欢愉中，将会是一种多么幸福无比的生活啊！

办公室的书架

  敢PK? 

家里的一个书柜                         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个阅览室一角

连法院门口的石狮都不干净了http://news.163.com/08/1114/09/4QMUJD8U00012Q9L.html#

作者：凝眸

《京华时报》11月11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市西城法院前院长郭生贵8年敛财700余万。解析郭生贵生财之道，有一处挺有意思：法院大门外的两对汉白玉石狮子，花费58万元，其中只有26万元用于购狮，剩下的扣除税金后成了回扣。

越来越多的贪腐案，让人们的惊叹阈值越来越高，区区几百万已不足挂齿，非千万上亿不值一提。在刚刚过去的十月，我们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震惊，他总计涉嫌贪污4个亿，其中最大一口“吃”掉3个多亿。和上级黄有松相比，郭生贵8年敛财70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之所以被大家关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把脑筋动到了门口的两对石狮子身上。

按中国传统，獬豸(独角兽)更合适作为一个象征公平正义的图腾，狮子则寓意“避邪安宅”，多用于庙堂、寺院、桥梁、官邸、陵墓，独不适合放在六扇门。比如《红楼梦》里贾府门口就是一对威风凛凛的狮子，只不过宁府就剩下一对狮子是干净的。干净的狮子也不能护佑贾府，恶做到头，树倒猢狲散是必然。狮子既是一个图腾，“避邪”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是事实。就像我带着的貔貅玉扳指，既不能让我开源也不能让我节流，基本花费噌噌往上涨——和股票K线图逆向而行。

图腾的一个特点是“人造”，一个莫须有的动物，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木胎泥像，一个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织物，如此等等都可以代表某种宏大的主题，也可以代表人类的终极理想。对这些图腾有时必须恭恭敬敬，有时则可以尽情亵玩，就像龙王，旱的时候求，过年的时候拿来耍。

法院和与其相联的法律当然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总是需要一个“形象代言人”。很多国家的法院门口矗立着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的雕像，她一手执宝剑，代表正义；一手持天平，代表公平；双眼被布紧紧蒙住，代表法律面前“六亲不认”。而雕像的背后，往往会刻有千古流传的古罗马法律格言：“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

中国法院门口的石狮子，当然也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只是，沦落到被“吃”的狮子已经成了某些人敛财的工具，肮脏得很，是不是还能承载这些期盼呢？或曰，图腾在某些桥段里，注定可以随时成为遮羞布。

中国社会的砍人时代已经到来 (2008-10-29 17:14:09)

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befg.html

一个馒头都能够引起血案。中国的报复性杀人事件正在增多。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中国社会整体麻木、缺少包容的情况下，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社会的整体震荡，导致惨剧不断发生。而且它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由于社会个体在地位上的卑微和不受尊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枚定时炸弹。 

幸好我们还有“吃饱饭”这个“第一人权”的稳定因素，否则，我们就是精神极其畸变的一代。但是，还有几个人会满足于“吃饱饭”呢？ 

我们的文化是失败的。 

我们的道德是缺失的。 

我们的制度是畸形的。 

我们的邻居是冷漠的。 

我们的社会是麻木的。 

我们的语言是虚假的。 

有感觉的人们，觉得自己形同行尸走肉；没感觉的，就到处寻找物欲刺激。 

更有一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忍受的底线，在精神上彻底分裂，所以，他们将自己禁锢于复仇的牢狱之中，等待着爆发的时机。但是，他们要砍人，其实就是砍死自己。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死”。 

精神一旦死亡，接着的事情，就是毁灭那个精神寄居的肉体。在被持久的精神伤害和折磨之后，被欺骗者和被侮辱者的最后选择往往是杀死自己，尽管表面上是杀害了别人。 

一个肉体上健康、正常的人，其精神和性格来自历史和社会。但是，畸形的历史和社会，会让他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接着，人性就可能裂变。 

致命的是，现在看来，人性发生裂变的决不止于几个学生和年轻人。我们的国民在整体上都精神萎靡了、道德堕落了、人性荒芜了。 

因此，我不得不指出：中国的砍人时代已经到来！它具有传递性，属于一个“蝴蝶效应”。它强烈暗示我们：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社会转型，而不能仅仅存在于政治层面。 

社会变革需要真的精神猛士，而不能依靠肉体的毁灭。我们应该自觉地将自己身上的精神垃圾处理掉。否则，我们只能被别人以残害甚至毁灭肉体的方式处理了。——————————————

我对政法大学弑师案的看法：

制度与道德的断裂培养了学生的噬血性  (2008-10-29 13:06:36)

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bec5.html

10月份，三起学生杀死教师案接连发生。在血案之后，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质问一声：为什么？！初步看来，是漏洞百出的教育体制本身扼杀了学生身上的良知；但是，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发现，是制度与道德的双重迷失以及彼此断裂，制造了血案。而且，只要有这些条件存在着，我们的学生就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噬血性的人，他们今后仍然难免自杀与他杀。 

昨天的血案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律教育的专门学校理应更能培养知法、守法的学生，但是，由于在大环境上看，我国的制度和道德已经严重脱节和分裂，所以这里的人们并不比普通百姓更有法治精神和道德意识。相反，他们的精神分裂程度比普通百姓更加强烈。因为他们都在知法而违法，他们也许是最不看重法律的人们。在制度稀缺，道德失范的情况下，人的兽性，也就是噬血性，就非常容易发作。 

中国人，现在仅存的一点人性，就是自利性，每个人都在梦想着发财与成功。根据本人的观察，我们的法学教授们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家伙。在他们眼中，教学是纯粹的“副业”，他们的“主业”是到处开班、做讲座、接案子。这股风同样存在于中国政法大学这个著名的法学学府中。所以，在这所大学刚刚发生的血案中，被害人程春明也许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曾经留学于法国，并且喜欢写诗——这点和自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海子相似。

 据说死者与凶手女友曾经保持着暧昧关系。老师爱女生，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之所以上升为血案，是因为凶手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在这里，他的自利性走向了极端。这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得不到，就杀人。今天新浪博客头条有一篇胡扯的文章认为：“如果他（指凶手）女朋友真的与教授暧昧，他完全可以与之分手，因为如此厚颜的女人要之何用？” 该文最后哀叹：“因为一女子而丧生亦何愚哉！”这是典型的“红颜祸水”的说法。 

在一个赤裸裸地宣扬自利性，而不顾制度与道德——尤其是制度与道德两张皮——的国家和社会，国民的噬血性就非常容易培养出来，哪怕他们是非常柔弱的中学生或小学生。由于社会缺乏制度与道德的良好建构，这些可怜的孩子自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注定了要经历越来越多的浮躁和厌烦。在一个忽视“普世价值”的社会，人们始终面临着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局面。没有了相互之间的爱心，以及彼此的同情，我们的社会只能越来越危险，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而为了所谓的“安定”，我们的社会又不得不重新步入霍布斯的理论陷阱——以强力维持社会秩序。如此，我们的制度会越来越多，但是，道德却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制度与道德的进一步分裂。 

只要我们的学生生下来的时候是健康、正常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他们之所以走向极端，一定是因为极端的事情经常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所谓“极端”实际上就是自我禁闭或者被迫禁闭的结果。没有“普世价值”的滋养，没有道德上的自由，没有制度上的公共性，我们的国民就会成为焦躁不安并随时可能报复社会的人。所有的人性并非天生注定，而是来自各自的经历和历史。 

需要拯救的，不是学生，而是我们这个共同相处的社会！

教育更应该驱散孩子心头的屠刀  作者：童大焕  引自：http://tdh318.blog.sohu.com/

      鉴于国内近来在不长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学生杀害老师事件，北京警方表示，自11月12日起至12月20日，警方和市教委将联合对大中小学收缴管制刀具，保证校园安全，使因刀而发的惨剧不再重演。

      我当然赞成警方和校方收缴管制刀具。青年学生正是最易冲动、最易群体性模仿的年龄，携带管制刀具对其中的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某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行为示范作用，不可不慎，不可不防。但是我更希望我们的教育本身，能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驱散孩子们心头的屠刀。因为，管制刀具充其量能够将一时性起的激情犯罪危害性降至最低，但基本无助于有预谋的犯罪；同时，管制刀具只是杀人工具之一种，若心有屠刀，则赤手空拳也能够杀人于无形。

       最近发生的三起学生杀害老师事件，就只有一起用的是管制刀具。政法大学付成励杀害 程春明 教授，用的是菜刀；10月发生在浙江的中学生因逃课怕家访掐死女教师的事件，则没有借助任何凶器；只有山西朔州16岁高中生李延无端杀死班主任郝旭东时，准备的才是两把弹簧刀、一把长刀。

       不是什么责任都可以往应试教育上推，也不像李延在杀老师后在班上发表的那番演讲的那样，“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富人只要有钱就能逃脱法律的惩罚，而穷人犯一点小错误却会被判很重的刑。”于是他就可以采取随心所欲的办法去杀人。喜欢和李延探讨国家大事、时事新闻的陈晓蕾同学，和李延一样对社会上的“不好的现象”非常反感。但陈晓蕾却能发现李延看待问题很“消极”。“他总是说杀了这些坏人。但杀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改造他们。”但是“杀人”却是李延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笔记的最后写道：“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杀老师）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让教育业可以改变。”

       而考上大学的付成励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的胜利者，从家长、老师、同学、同伴，他都是一个阳光男孩，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然而，仅仅因为女朋友曾经 和一个 教授在一起，于是他总是忍不住追问女友和教授交往的细节，并终至双方分方。最后他却选择了杀人。

        不论是李延还是付成励，都是有预谋的杀人，说明其心中的屠刀一直都没有放下。如果说李延杀人的身上还透露出一些精神密码，就是“记者通过检察院以书面方式向李延提问，李延对他最喜欢的书籍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记叙了一个年轻人为革命献身的故事。革命意味着对旧制度的彻底不妥协，而献身则意味着为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这样一种认识、分析、解决问题时非此却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以及不妥协的方法，可能就是人心中那把看不见屠刀的锐利刀锋。

       但是，付成励的人性密码在哪里呢？他未必像李延一样喝着“狼奶”长大，但是他的心中，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处心积虑地要杀一个人？ 而在一系列杀人案的背后，更多的学生自杀案件也层出不穷。

       很多人试图从师生关系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我对此并不乐观。传统书院和私塾的师生关系，以学问和人品道德的景仰为前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是今天，随着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和爆炸性发现，教育以大规模传授知识为主取代以往的个人言传身教的道德传播，成为教育的必然规律。当老师的“人格魅力”逐渐淡出，教育内容中以人性完善、人格健全为己任的公民教育内容却没有补上，甚至一度被“革命理论”的“狼奶”所替代；或者过度宣扬、夸大世界、国家、社会、人性的美好，而不是教会学生直面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教育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导致其中一部分人缺乏正确应对的基本心态和方法。

       我们应该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进行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应该教会人们怎样做个健康的人，怎样做个好公民，理解生命的意义、价值和责任，包括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是惟我独尊。什么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它们的边界在哪里？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学会正确的思考，首先是不能有理想化倾向的凭“愿望思考”，不要以为心里有一个理想社会，就认定它一定能实现。否则，难免走极端。而那些走极端的思路，“对个人和国家都会造成最大伤害”。

       这样的公民教育，还应该让孩子们为家庭、父母、社会、国家尽应尽的爱与责任。但这个爱与责任并不是简单的服从。要真实地告诉孩子们，国家、社会、家庭等等，都是有种种问题的，解决问题是多么地不容易，而幸福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你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虽然公民教育不能解决孩子们未来将面临的复杂生活，可是它给了你思想准备，不是非即彼，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惟我独尊。在你试图采取极端化行动之前，多想想别人，多想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也许，心中的屠刀会悄然的放下。

      教育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并且深入孩子们的心灵。

他们为何如此轻视生命    http://sdnews.sc168.com.cn/chenshi/zhoukan/200811150140.htm

新闻背景
　　在刚刚过去的金秋十月中，接连三起“弑师”事件震惊全国，乃至“弑师”两个字竟然成了各大网站的热门词汇。首先是10月4日，山西朔州市第二中学高一学生李明（化名），在教室里残忍地向班主任老师连捅4刀，起因竟然是李明同学认为初中老师、家长、同学都歧视他，结果却是这名不足23岁、任教才一个月，曾考上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创作发表过20余部小说和剧本的高中老师当了替死鬼！
　　第二起发生在10月21日中午，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盘溪中学17岁的学生丁某前一天逃课上网，31岁的女教师潘伟仙找他谈话，潘老师本想给丁某家长打电话，但没联系上，只好带着丁某做家访。丁某父母离异，随爷爷奶奶生活，丁某担心爷爷奶奶知道自己逃课上网，于是将潘老师骗到山上后活活掐死。
　　第三起发生在10月28日晚上6点37分，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内，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学生付某（天津人）冲进课堂，将法学副教授程春明当场两刀“了断”，随后向警方投案自首。
　　再结合最近顺德本地发生的两起学生死亡事件，一是10月份，梁开中学失踪初中女生被发现溺亡在学校附近的大良河中，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还有一起发生在11月5日，龙江中学一名女生因手机问题和同学发生误会而选择跳楼自杀。
　　在GOOGLE中输入关键词“学生杀害老师”，有相关信息1140000条，再输入“学生自杀”，有707000条，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当下，频发的“弑师”案及学生自杀事件让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反思“现在的学生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姑且不论铸成一个民族的“天地君亲师”文化体系的传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意识形态的继续，单就“尊敬师长”这一思想，已经在学生挥向老师的刀刃中灰飞烟灭了。我们总在感叹90后在父母的过分宠爱中长大，但却似乎忘了教会他们好好爱自己，更遑论让他们学会如何去爱父母、爱老师、爱他人了。
　　针对屡屡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弑师”“自杀”等现象，为了探讨引发此类事件深层次的原因，揭开深藏在青少年心底的迷茫和困惑，本报专门采访了部分学校老师、校长、幼儿教育专家、家长及学生代表，来听一听他们对此的看法及观点。
    专题策划商报记者刘桂香文字/摄影商报记者张荣华胡亚丁 
　　采访对象
　　莫忌华（现为李兆基中学教师，顺德教研室中心组成员，长期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对一线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和独特的认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教育教学的文章、论文数十篇；曾著《反思中国教育》一书。
　　区淑玲（现为养正西山学校校长，她不仅有着二十多年教龄，从1997年开始，担任顺德“青少年心声热线”的义务咨询员。十多年来，坚持轮值在晚上接听热线电话，协助广大青少年解开心中结，服务时间至今累计已达600多小时。）罗莉莉（顺德职院大三学生院报记者团团长）
　　记者：针对近段时间频频发生的学生杀害老师及学生自杀事件，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莫忌华：作为一名老师，听到学生杀老师或者学生自杀的事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首先是震惊，然后反思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觉得这是教育的一种耻辱。我觉得师生之间不要说亲如朋友，起码也不应该是仇人相待啊。我认为双方都有问题，但学生的心理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觉得学校有很大的责任。虽然被杀的老师是无辜的，但这是学校教育多年来酿下的恶果，将仇恨深深烙印在杀人者的脑海中。那个弑师的学生自称“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到家了……我恨老师，更恨学校、国家、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我觉得这是教育的评价机制造成的。应试教育的功利化很严重，以致老师的心态、人格也发生了改变。有些老师为了追求成绩，强迫学生被动学习，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变相体罚，其实对学生的心灵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学生长时间地被反复伤害，受到不公正待遇，并且连家长、同学也看不起他，他就把所有的仇恨记到老师头上。归根结底，是教育评价机制害了老师，也害了学生。
　　区淑玲：对于这几个案例我也有关注，我觉得90后青少年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很有个性，以前我们倡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他们是对别人要求很高，对自己很宽容。现在的小孩受不了一点批评，虽然说现在倡导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成功教育”，但反过来也应该在鼓励的同时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在孩子接受挫折的同时鼓励他。两者要结合在一起，一味地鼓励或者一味地挫折都不行。
　　罗莉莉：我觉得发生这几起事件的学生的成长背景一定有不利的因素，关键是缺少沟通。在大学中，比如在课堂上与老师发生矛盾，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也许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对于学生来讲却感觉受了很大的伤害。虽然老师也会说，你们在生活、感情上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但真正遇到困难时，我们不可能会去找一个不了解我们的老师，所以跟老师的交往就越来越少。
　　在大学中两极分化很严重，比如勤奋的学生就很努力，积极去找老师问问题，老师也经常会关注他们，而那些混一混的学生很少跟老师交流，埋怨老师，埋怨成绩不好，也埋怨身边的同学对他不好，偏执于自我的角度，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孤寂。
　　记者：那我们的学校、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区淑玲：我觉得要走进孩子的心灵。作为老师、家长应该关注他们的情感，关注他们的一点一滴。比如龙江中学跳楼女生在遗书中提到：“我用死来让你怕”，体现了一种很强的报复心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困难面前找不到解决办法，少了冷静的分析，很偏激，没有客观、冷静应对挫折的能力。
　　学校教育除了要教会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还要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的能力、注重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家庭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家长和老师要做孩子的朋友，好好引导他们。“引”的时候需要沟通，“导”的时候需要指点。告诉他们困难面前其实有很多办法，在众多的办法中经过冷静客观的分析，帮他们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莫忌华：呼吁学校、社会改变对教育的评价机制。现在社会上对一所学校的评价是看它的升学率有多高，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教育功利化非常严重，社会上不正确的评价，老师的恶性竞争，将压力转移到学生身上。
　　有一部分老师过分强调成绩，对成绩差的学生不惜体罚侮辱。我自己是老师，但很反对师道尊严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把学生放在平等的人的位置来交流。老师只是比学生早知道一些东西，并不伟大，也不高尚。教书也是生存的职业，在答疑解惑、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教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就像我对学生所说的，我教的化学知识仅仅对高考有用，但我教的人生道理对你们一生有用。
　　我有话说
　　瑶瑶（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高二学生）我觉得可能是老师曾经或长期对学生做了一些使学生产生恐惧、害怕的事情，长期下来，学生得不到释放，从而得了心理疾病，等到学生再也无法忍耐，或者说到了极限的时候，就爆发出压制在他心里的所有恐惧。
　　作为一名学生，我觉得老师经常不理解学生，有些老师也玩针对，老师给学生的压力就更多了，为了学校班级间的评比，经常逼我们要做到最好。老师经常认为学生犯错，一定是我们的错，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也有错，即使知道，也不直接告诉我们，使我们觉得老师经常都说自己错。
　　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是想这样做，老师认为我们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去做的。比如说，有时我们只是迟到而已，老师就说我们根本没心思读书，干脆别上学了，那我们就干脆逃课，其实整天都是老师在刺激我们。有时候觉得上课实在太闷了，老师的教学方法很有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不理解我们。
　　蔡清群（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我觉得学校开展的荣辱观等教育模式对学生的指导性是有的，但是感觉太有高度，也太空洞了，并不是很贴切学生的生活。学校从小教我们要热爱祖国，但怎样去热爱祖国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属于很有个性的一代，大家各有各的想法，相对比较有主见，有些学生比较叛逆，针对这些思想叛逆的学生，我觉得学校应该防患于未然，多点和他们沟通，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才能让这些不正常的行为不再发生。
　　黄女士（家长媒体从业人员儿子正读大三）我觉得有些老师的教育方法也很有问题，喜欢用师的威严去压学生，不注重跟学生的沟通。比如我儿子上初中时，老师动不动就喜欢把家长叫去，有时候一点小事孩子不想让父母知道，老师就说，你不想让你妈妈知道，我就偏要让你妈妈来，其实这样很伤小孩的自尊，尤其遇到一些父母还火上浇油，小孩的性格开朗还好，哭一哭闹一闹就没事了，如果遇到一些性格孤僻的孩子闷在心里更惨。
　　记得一位专家说过对于小孩来说，得不到一粒糖都是一种痛苦。也许在老师看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但在孩子看来就是天大的问题。教书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他的德行、操守一定要好。就像那个政法大学的男生一样，女朋友和别人暧昧，也许对一个经历过很多情感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她不爱我就算了，但对于一个涉世不深、对爱情充满美好幻想的青年来说，他觉得这是对他尊严的践踏，他甚至不惜突破生命的底线。
　　孙先生（家长公务员女儿正读高三）作为家长不仅要关心孩子的身体成长，更要关心她的心灵教育。要与小孩建立朋友的关系，引导她，疏导她，而不是一味地打骂。很多家长要求孩子读书要好，自己却整天打麻将，无所事事，在教育中没有做好榜样和表率，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一定要关注孩子经常接触的那群人，了解他跟什么样的同学在一起。有些父母因为生意或工作太忙，没有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感觉从父母身上得不到亲情，有时对家长的仇视会演变成对社会的一种仇恨。
　　陈群桃(容桂中学心理辅导老师)这反映了现在学生情感的冷漠、自私、任性，不但没有感恩，反而形成仇恨，不能理解老师、家长对他的爱，不管是杀人者还是自杀者，表现出对生命的一种冷漠。
　　现在的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在游戏中打人、杀人很有快感，不用负责任，那些沉迷于网络的孩子，往往和身边的人相处得不怎么样，把现实和虚拟混淆了，网络信息的冲击也导致了一些学生人格的缺陷。
　　杨诚子（新亚加达中英文幼儿园园长）老师被边缘化，尤其是一些民办学校，家长把学校当作服务行业来看待，把专业老师当作高级保姆，连家长都不尊重老师，孩子更不会懂得去尊师重教。
　　此外，人格的构建一定要从小开始，一个心中有爱、心智发展健全的孩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做出那么偏激的事情。帮助孩子建立对人的爱与信任，培养孩子良好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情绪是说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首先是情绪，其实才是情感。只有当孩子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有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才能向内心去体察、去追问、去思考，才不会走极端的路。

热烈祝贺党校学历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2008-10-30 09:36:12)

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发布，并且开始实施；1995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条例》的发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现行的科教体制将发生全面的变革。 

第一，党校学历挑战科学的普适性。“党管教育”的原则，体现了党的理论对其他理论的指导性。而党校的宗旨决定了它与宪法的高度一致性。因此，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同样必须具备和反映党的核心价值和信念。《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党委要把党校办成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阵地，使之成为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 

第二，党校学历挑战中国的学科体系。《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党校学科建设，要立足于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需要，重点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逐步形成既与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相衔接又具有鲜明党校特色的学科体系。”它说明，党校的学科建设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相对于普通国民教育的学科体系，党校的学科建设应该优先得到执行。 

第三，党校学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它挑战了科学研究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发性。该条例在第三章《班次和学历》第十九条中规定：“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党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因故未按规定参加党校培训轮训或者未达到培训轮训要求的，应当及时补训。补训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 

第四，党校学历挑战现行的国家学位管理体系。《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同样，它也挑战了“中国硕士、博士过多、过滥”的说法，中国的硕士、博士将继续增加，并且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天文数字。 

…… 

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条例》的实施，中国的教育体系将迎来一个异常繁荣发达的局面。学士学位将一钱不值，而硕士、博士学位将成为爱好学位的人们的新宠。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将会获得另外一个称谓：“某某某博士”。不是说“专家治国”吗？这下可是动真格的了！不是害怕“官、商、学”一体化吗？这下就明目张胆了。我们单位有一些整天不干活、能力低下的人，动不动就拿着党校文凭说“我是硕士”，这下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了。

让欧美国家继续搞他们的科学去吧，我们拿硕士、博士学位，就真的能够有知识了！中国的“科学”、“民主”事业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实现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http://www.zaobao.com/gj/gj081113_501.shtml（2008-11-13）

（北京电）美国顶尖大学正在中国积极招收高材生，尤其是数理方面的人才；它们不惜提供全额奖学金，希望借此保持在美国大学中的领先地位。这些大学告诫本国学生最好加把劲，他们日后将面对外来学生的竞争。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美国一些名列前茅的高等学府，纷纷派出招生人员到中国，招收那些因为财力等原因而不考虑报读这些大学的优秀高中生。

　　上个月，40名这样的学生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参加了首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的最后一轮竞赛。丘成桐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也是这项竞赛的主办人。

　　当时在赛场上，来自哈佛、布朗和斯坦福大学的代表，向在场的学生和家长们大讲美国的自由教育、研究机会、校园生活，甚至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

　　哈佛大学的菲茨西蒙斯在参观北京四中的时候告诉300多名同学：“我们要招收的中国学生没有人数限制”，他还说：“我们知道许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没有申请我校，希望他们也能加入竞争行列。”

　　一名竞赛选手李泰博（译音）说：“我想，这将改变我的生活，我的全部生活。”李泰博从未踏足美国，但他时常通过互联网“访问”哈佛大学，想象自己穿过校园去上课、或去参加晚会的样子。”

　　他说：“跟中国的大学比起来，哈佛太漂亮了。我想去那里，因为听说美国的大学鼓励你去思考，而不是只教你怎么做。”

　　对那些正设法跻身哈佛1660名新生行列的美国学生来说，这是个令人恐慌的消息，一些教育界人士也非议，认为哈佛的做法可能造成美国学生难以进入这些名校就读。但是菲茨西蒙斯和其他招生人员都说，美国学生必须学会适应这种竞争。

　　菲茨西蒙斯说：“我们要向年轻的美国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传达一个信息：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学习……因为以后他们要跟全世界的学生竞争。”

　　很多美国大学近年来都开始在中国招生，但是主要采用造访中国高中或是举办大学介绍会的方式，很少像哈佛大学上个月那么大张旗鼓。

　在美国大学寻求国际学生的时候，中国的影响力增强和中国学生的好学精神，显得格外吸引人。

　　报读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从20年前的仅有10个人，激增到上个学年的500人。

2008年11月13日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近日，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这是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之后，近期第四、五所国家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变动。由此，中国名校校长书记大换岗渐成高潮。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成都商报11月8日）
　　轮岗，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这是我国干部管理中的一项制度，据说这既可有利于防腐反腐，又可促进干部正常流动，还可锻炼干部，激励干部开拓创新。根据我国的干部交流轮岗制度，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满五年必须进行轮岗。但是，把轮岗与大学校长联系在一起，却总觉有些别扭。
　　其一，虽然我国高校，除民办学校外，所有公办高校的校领导，都有行政级别，985高校（31所）为副部长级，一般本科为正厅级，高职高专为副厅级，但总体而言，社会对大学校长的定位，并不是当作官员，而是办教育的教育家，把办好学校作为一校之长的事业。大学领导的轮换，意味着既可以轮换到与原来学校办学定位、办学传统完全不同的其他学校，也可轮换到教育无关，但行政级别对应（或更高）的政府机构，这无疑强化了大学领导的官员意识，把自己当官员对待。事实也确实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校领导，不是将担任大学校长作为实现教育家理想的舞台，而是作为官场发展的驿站，在更高的官场级别面前，很少有校长不为级别所动，而以成为副部、正部等为荣，如果一名校长在一所大学干上20年，“一直没有进步”，多半会被认为是官场很不得意。举例来说，在一所211高校一直当校长，级别一直只有正厅，要升为副部级，只有到有副部长级的985高校，或者到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大学校领导的这种官员定位，促使大学进一步行政化、衙门化。
　　其二，大学不同于政府部门，培养具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要求每所大学必须有办学个性，而对应不同的办学个性，要求有不同风格的大学管理者，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何要组织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的标准，选拔校长，然后由董事会（对私立大学而言）或理事会（对公立大学而言）任命的重要原因。不经过遴选，或者听取教师和学生意见，就把另一所学校的领导，或者某政府部门的干部轮换到大学来，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学办学的特点，把大学作为一级政府——轮换的校领导，如果来自高校，把其他学校的管理风格移到这所学校来，要么可能面临水土不服，要么造成学校失去个性；而如果来自地方政府，则可能完全不懂教育管理，把治理政府的一套工作方法用到管理学校中来，这将对大学按照办学规律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大学不但失去个性，而且将失去作为大学的基本特点，学校老师与领导的关系，异化为上级与下级、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将无从谈起。
　　其三，大学校领导的任期，不同于政府官员的任期，对于一名干部来说，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六七年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但是，对于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干上六七年时间，就轮岗到其他岗位，却并不一定符合工作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任期分析发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任期平均为12．2年。1929年4月，时年30岁的哈金斯被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任命为校长，直到1951年辞职，哈金斯前后领导了这所顶尖大学长达22年。而哈佛大学校长平均任期22年，其中化学家埃利奥特35岁当选哈佛校长，任期长达40年，在20世纪100年中，哈佛只有7任校长。而对此次轮岗涉及到的几位校长进行分析，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2001年9月上任，在法大校长任上7年；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2000年7月上任，在山大校长任上8年；原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2004年7月上任，在吉大校长任上4年。这几位校长的校长任期，与去年的一项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长任期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课题组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8所著名研究型大学校长任职年限进行了抽样调查后发现，这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9年。
　　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成就为一流的重要原因。研究者认为，较长的校长任期，既有利于校长规划长远的办学策略，减少急功近利行为，这与大学教育不能追求短期效益，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化需要积淀，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是一致的；同时，对于校长本身来说，会把做好校长，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理想，有利于成就为教育家。我国高校校长的短任期，已被近年来高校发展的实践证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大学的急功近利，不少学校领导为了在短期中获得突出的政绩，大搞校园建设、形象工程，强调规模发展，对教师实行数量考核，甚至竭泽而渔，破坏了学校的传统和文化，大学校园里充满功利和浮躁的情绪。
　　由此可见，轮岗并不适合大学领导岗位，这不符合大学发展的需要，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相违背。从大学发展需要出发，我国高校有必要取消行政级别，推行校长职业化，并建立校长公开遴选机制，引导校长有教育家的理想、情怀和作为，而不是成为一个官员。如果校长完全官员化，大学将很难不成为一个官场，因缺乏个性而难以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就连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都让人产生怀疑。（□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学需要换的是理念而不仅是校长 2008年11月13日 来源：山东新闻网

近日，原中国政法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据了解，这是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之后，第四、五所国家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变动。由此，中国名校校长书记大换岗渐成高潮。(11月8日成都商报)

    大学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外界也无需大惊小怪，近些年来，很多人对大学颇有微词，并不是集中怪某位大学校长，而是普遍认为我们的大学办学理念出现了问题。目前，许多大学的问题和处境具有相似性，并不是换一个校长就能解决的，大学中的政治至上、经济驱动比比皆是，遮闭了大学精神的光芒，官本位、政治挤压、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大学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大学的教学、人事、科研等职能部门习惯于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缺乏独立自主的办学意识，这种自觉地把大学纳入到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做法，客观上弱化了大学学术自由、机构自治的本质特征，放弃了大学的优良传统与独特性格，扼杀了大学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大学里到处弥漫着推崇官阶、唯官是重、攀权附贵的庸俗风气，神圣的学术尊严被学术腐败所玷污，知识殿堂被亵渎，职称也不再是学术成就的标志。大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摇摆，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

    当然，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头脑清醒，更多地从办现代大学的理念上去换脑筋，而不是一味换人。遥看我国办大学的历史，起点其实并不低，清朝末期，中国大学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而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直接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一开始就移植的是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进一步掀起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热潮，使中国大学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从北大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到清华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思想，并在办学中付之实施，使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40年代的西南联大集中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当时形成的许多大学的办学理念至今仍然被人们奉为主臬，弥足珍贵。

    时代在变化，大学也在与时俱进，大学自己传统的好理念不能丢,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例如"大学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堡垒" 不能变，以"教化社会、完善人格"为宗旨更需要强化，要改变的是缺少"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氛围和空气，需要根治的是"学术腐败"、"说假话"和"一切向钱看"的校园毒瘤。 (作者：杨亚军)

大学变革的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 2008年10月20日 15:06:03 　来源：中国网

“大学重在培养和谐的人，而不是培养有用的工具！”18日，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在广州“公众论坛”演讲时指出，中国现代教育要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10月19日《羊城晚报》）

    有关大学教育的价值，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洪堡曾说过：“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但现在，对于大学的功能，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自身，往往都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于是，大学教育成为政府政绩工程的一部分，而大学也迎合市场之需，在商业化中迷失方向。

    在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教育功能急功近利的促使下，以“培养和谐之人”为目的的人文主义，被“培养有用工具”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代替。大学不再注重人的自由之个性、全面之发展，而成为了培养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职业加工厂，培养的人才缺少公共精神、人本精神，大学“培养和谐之人”的目的消失了。

    蔡元培所言，大学要有三个条件：一，大学的独立和自治；二，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三，有促发大学自由精神的社会环境。但可惜的是，现在大学的三个条件悉数阙如。大学日益成为政府教育机构的一个分支，校长靠任命，越来越像官员，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大学日益官僚化，不仅让大学失去独立和自治，就是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也日渐稀缺，为了晋职、利益等，抄袭、剽窃的灰色学术大行其道，靠改写、炒剩饭等没有学术价值的黑色学术也很普遍，当大学不再专注新思想、新方法、新观念的发现和探索，就难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而大学大众化普及，社会上市场化、信息化等对大学的影响，也让大学越来越失去保持象牙塔精神的条件和基础。

    大学存在的问题很难发现吗？不是。在有关大学的研究中，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弊病。解决大学问题的方法很难找到吗？也不是。在这个开放的年代，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都是现成的，完全可以复制。既如此，为何中国大学的改革仍旧裹足不前？就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在全国瞩目下，最终仍是轰轰烈烈地来，黯然失色地去，悄无声息归于失望。中国大学积弊革除的步伐之所以犹豫不前，究其原因，是涉及利益面太广，大学积弊盘根错节。

    改革就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会触动既得利益者，大学改革亦如此。一方面，大学改革涉及政府、大学、社会三方关系，利益格局的变动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就会造成改革阻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是一种“软”任务，正如董健所说，“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正因为影响没有马上显现，所以麻痹了决策者。显然，要改变大学“培养有用工具”现实，回归大学精神，大学功能回归到“和谐之人”的培养上，一是政府、大学、社会要有勇气打破利益格局，给大学改革减少羁绊；二是认识到大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者：王攀)

大学变革不能寄望于换校长

日前有关负责人宣布，徐显明任山东大学校长，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调任吉林大学校长，而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另有任用”。有消息称周其凤将调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8日《新京报》）。

    周其凤之于北大、徐显明之于山大、展涛之于吉大，无论从组织部门的行政思维考量，抑或社会的关注焦点，恐怕都集中于对目前常 受诟病的大学教育的改良，和对怪诞的教育乱象的“拨乱反正”。

    应该说，这种期待很符合现实逻辑，但是针对大学来讲，却显得有些矛盾。

    理论上讲，一所大学的校风甚或校风所植根的大学精神品质，应该是历史的沉积使然，不应该随着这所大学的行政领导更迭而改弦更张。对名校来说，尤为如此。如果把一所大学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包括校长在内的任何人在这棵大树上所留下的痕迹，最多不过是树身中的年轮，而不是树身上的一个显性枝丫，更不是人为嫁接出来的一枝亮色。否则，只能说明大学校园内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大学的行政化过于根深蒂固。

    以此观之，刚刚卸任中科大校长职务的朱清时的一句名言“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显得尤为可贵。如果许智宏离任的北大、朱清时离任的中科大等高校，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内涵的根本变化，那才是我们大学逐渐长大的表征。

    所以，我们期待大学的变革，但是却绝不能将这种期待寄托于大学校长的更替。否则，只能是大学行政化越陷越深，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燕农）

大学教育是怎样完蛋的  作者：程美宝   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61

 大学新生才入学不久，就已经习惯紧握课件拥抱教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完蛋了。但这该怪谁呢
        近年我给大学新生演讲时，往往会以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的生平为题发挥。熟悉传播学的人都知道，麦克卢汉奠定传播学的基础最有名的两句话是“媒体即信息 ”和“媒体是人的延伸”，但很少有人会详细介绍他的生平。为了准备演讲，我阅读了他的书信集，尝试理解他学过和读过些什么，缘何能“无中生有”地创立起一门新的学科。答案很简单——他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念的都是英国文学，读的都是经典原著。我想告诉学生的是，目下人人趋之若鹜的传播学，其实源出一个古老的学科——文学。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很容易会陷于末流。我寄望学生能像麦克卢汉一样，多读经典原著，练就批判精神。
       我这番寄望，是通过麦克卢汉几段话来表达的。1934年，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曾致信父母说：一个人在北美取得一个大学学位，即意味着他的教育完蛋了。道理很简单，大学介绍知识的模式是把它简化，因此，一个年轻的心灵只要用上这种方式去认识事物，不用多久，就什么可能性都穷尽了。不管愿不愿意，他的“教育”从此就结束了。他对他学习过的每一种事物都会有一套清楚界定的概念，他也会莫名其妙地以为，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想重读 Wordsworth的作品来善用他的余暇，最佳的方法是重读他本科生时代摘下的那些简明而“正确”（太正确）的笔记。
        时至1970年代，麦克卢汉的学术地位已难以动摇，但他对“专家”身份却深恶痛绝。他曾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心智上能有足够的认真，去培养自己面对各种新处境的感官能力，所谓的‘专家’就不是这种人。这类专家是充满不安的，也恰恰因为如此，他才会专于一个方面，以取得一点点自信。”所以，他从未 “专于”所谓的传播学上。事实上，自195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构思筹办“文化与技术中心”伊始，麦克卢汉就认为这个研究领域应该结合文科和理科的关怀与方法。
       “文科（Arts）是用来提供观察的准绳和技巧，以及人类被记录下来的和已经达致的经验的。”文科，“既是出发的站点，也是归宿的所在。”
       上述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麦克卢汉离世前数月的某一幕最能说明。1979年，他不幸中风，左脑严重受损，丧失了大部分的阅读、书写和说话能力，这对于一个以研究人类的传播行为为终生志业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造物弄人。在他人生最后一个春天的某日，他遥望窗外的雨景，蓦地背诵起那么一句诗：“四月煞是最无情……”在同年的除夕夜，他与挚友共进晚餐后，就在睡梦中辞世了。他壮年时“离开”了传统的文科，创立起一门新的学问，晚年却“回归” 到文学世界去。他有幸在求学期间读了文学原著，因此在他丧失了大部分的沟通能力后，残存在他的脑袋中的，不是应考笔记，不是传播学理论，而是一阕诗歌。
       最近，我又给学生作了一次这样的演讲，演讲完毕，学生循例拍掌，我问他们有没有问题、意见或批评，全场默然，我只好收拾离开。此时有三个学生，拿着移动硬盘，要拷我的课件，我禁不住疾言厉色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我不是说过你们不要以为抄笔记、拷课件就是学习吗？走出课室的时候，另一个同学又拦住我，问如果要了解传播学该读些什么书，我说：刚才介绍过的好几种麦克卢汉的著作，都有中译本，你到图书馆借阅就是了，他的反应却是：这些都太难了，有没有简易一点的？
        明显，我的教学是失败了。同学才进大学不久，就已经习惯紧握课件拥抱教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完蛋了！但这该怪谁呢？从网上下载材料生产出一个又一个只罗列“重点”没提出论点和观点的powerpoint课件的大学老师，难道不需要负点责任吗？老师们，你们也许都有 power,butwhat’syourpoint?
       久违了的罗大佑的歌声，忽然在我耳边响起：“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政法大学杀师案调查：死者随性直率受学生喜欢一个大学老师的非正常死亡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最后的晚餐

2008年10月28日，深秋的寒意已扫过北京，秋风瑟瑟。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门口依然一片忙碌景象，人来人往，与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

程春明老师喜欢把自己的课安排在晚上，这样，在课后就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有时在教室里、有时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有时会和学生们一起去吃牛肉面。

那天下午3时20分，比程春明小一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郑显文看着程春明下公交车走进校园，衣着十分精神。因为隔着车窗玻璃，他们没有打招呼。

郑显文和程春明很早就认识，2000年前后，一批刚毕业的年轻博士被分配到法大，来到昌平校区的军都山下，住进了校园后面的家属院。这里面包括王涌、王人博、郑显文等人，性格热情奔放的程春明是其中思想最活跃的一员。

2003年“非典”，学校封门，学生出不去，老师也不能离开，他们就在校园内露天讲学。这段被困住的时光也造就了这一批年轻大学教师之间的特殊情谊，当事人回忆到这段时光往往流露出留恋之情。

那天下午，法学院举办羽毛球比赛，程春明还过去看了一趟，平时他也会与学生一起打羽毛球。傍晚，晚饭，程春明和比他小11岁的同事李卫海一起吃，李卫海的回忆文章里写道，“那一餐吃得很漫长，足足吃了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里主要是他讲，我聆听和思考，这是我们一贯的谈话方式。”

这顿晚餐上，他们谈到了学术、生活和对未来的打算。李卫海先挑起话题，“目前经济形势不好，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程春明回忆了自己“最贫穷的日子”——在法兰西求学的经历。聊到兴致处，程春明说：“老弟，你根本想象不出一个在国外呆了那样长时间的人是如何想家的；你只有到了国外，才会知道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家。”

程春明毫不避讳谈人事关系，他说他将离开政法大学，去别的高校任教。这也是多位近期与他交往的朋友记得他说的话。可是，高校之间的人事调动并不是那么容易，未成之前便公布消息多半会带来阻力。本刊记者事后了解也发现，传言中的接收方并无明确接收意向。

用完这顿晚餐，程春明径直走向课堂——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室。程春明要讲授的课程是《比较法总论》，该课程是校内大二、大三学生的专业选修课，晚间共两节课，第一节课开始时间为傍晚6时45分。一位这门选修课的同学记得程春明的穿着——金色领带，黄色衬衣，黑色马夹，金边眼镜。

讲课还没有开始，傍晚6时40分左右，该校一名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四学生手持菜刀闯入教室，挥刀砍向程春明。程当场倒地，血溅教室。这名学生神情镇定地走出教室，随即拨打110自首。

当晚6时57分，北京市昌平区中医院急诊室内，程春明确认死亡，时年43岁。

“炼狱般的过程”

距中国政法大学千里之外，湖北省大悟县大兴镇上冲村程家湾村，谁也不会想到，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当天晚上，程春明家人接到北京来的电话——“程春明因为见义勇为而遇害”，全家人顿时哭成一团。他们不敢把消息告诉77岁的老父亲程保忠，只说春明在北京病危。10月29日上午，老人和女儿女婿坐飞机赶往北京。

几年前，老人曾经和女儿来北京看望儿子，儿子和他的学生还去西客站接他们。在老人眼里，儿子是他家的骄傲。

儿子高中时就读于当时的乡镇学校大兴高中，却考上了武汉的重点大学，让全村人刮目相看。虽然那时他对儿子的期望不过是脱离锄头铁耙，做个乡经管站站长。

早年的岁月，程春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朦胧的童年没有陈琳歌声中的“小摇车”的陶醉和“妈妈无字的歌”的旋律；少年时代，我在野草丛中和稻田埂上，在牛背上，在猪圈中，被“粗放经营”，自生自灭。

程春明说，华中农业大学是他“视野形成期”的第一所大学，“从父母的眼光开始”到“拥有了自己的眼光”。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学。

在这座“与泥土和粮食”相关的学校，程春明读了6年书，从1982年9月至1988年春。他的大学老师雷海章教授还记得这个学生，“思维活跃，成绩优秀，爱讨论问题。”本科期间，30多门功课，考试成绩大多在85分以上。这样，他被选为保送研究生，师从刘均谦教授。刘均谦依然记得这个优秀学生，当时国家公派留学生的指标在他带的11名学生中只能选1名，他给了“思想积极、学习好、身体健康”三项条件皆具备的程春明。

刚去法国的第一年，他给刘均谦老师写过两三封信，诉说困难。刘老师回信鼓励他克服困难。次年，刘老师调到广东工作，他又把信寄到广东，告诉老师自己各方面都适应了。刘老师见信后未回信，从此再无联络，整整20年音信全无。

留法12载，一直是程春明引以为豪的经历，他曾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清流》团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诗《地中海的红帆》，他也几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法兰西文化的代名词。

其实，这段留学生涯对程春明来说，也是一段“炼狱般的过程”。“我们将面对双重孤独，一是心灵和生理上的孤独，第二是文化和思想上的孤独”，在与好友郑显文讲起这段经历时，他曾潸然泪下：没了固定的政府奖学金，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的贷款维持生活，有时生活费接济不上，每天只能靠吃一个面包度日。

在法国，他先后进了5所大学，涉足了4个学科，获得了6张证书或文凭。这也让他具备了一般的中国大学教师所没有的知识结构。他获得文凭的专业，从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一直到法学。

程春明留学12载，期间母亲去世。2000年，程保忠老人终于盼到了儿子的归来，还带回了一位韩国媳妇。后来几年，这个韩国儿媳每年都和程春明一起回老家过春节，在当地人看来已经很孝顺了。

2000年回家，程春明路过武汉，还专程去看望了大学老师雷海章，雷海章问他愿不愿意回母校教书，他告诉老师，他已经和中国政法大学谈好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那条向日葵颜色的长裤

程春明的去世，在中国政法大学引起了震动，悼念文字潮水般涌向网络。他个性鲜明，随性而直率。有人说，他的到来曾给死水般的中国政法大学注入了活力。

他喜欢穿着一条向日葵颜色的长裤在校园里行走。在中国政法大学2000级经济法学生陈宝成的眼中，程春明天凉或下雨时偶尔会戴一顶鸭舌帽，永远穿着带有“春明风格”的那件很拉风的花格子休闲服和很“拽”的皮裤，用一口大别山普通话给学生们介绍法兰西大革命。

在2005年底的一次网络交流上，一个网名为“阿尔的太阳”说很喜欢程春明穿的那条向日葵颜色裤子，程春明回复说,“可惜现在在昌平校园，我已经不怎么敢穿我那条向日葵颜色的裤子了，因为校园里没有苏格兰人与我同乐争辉。”

程春明的课堂同样形式活泼，讲到他喜欢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他会情绪亢奋，来回走动，手舞足蹈。有时，性情所至，还会翻开自己得意的诗集与学生分享，或是干脆教起法语来。还有一次西方法律史课程，学生来得少，他就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边喝红酒,边讲西方法律思想。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05级学生王家耀还记得他初识程春明的印象，那是在2006年大一下学期西方法律思想史课上。第一次上课程春明并未打开教材，而是为同学们朗诵了他在法国求学时写的散文诗《地中海的红帆》。程春明还开玩笑说：“有志气的男孩子一定要立下誓愿：将来一定要带女朋友去威尼斯！告诉大家，在那里求婚，成功率百分之百！”

还有一次在课堂上，他用外语给老婆打电话，完了让同学们猜这是什么语言，然后告诉说不，是法语。有时还会讲起自己在法国的浪漫史。在他和前任妻子离婚前，他总喜欢把自己有个韩国老婆挂在口边，有人说，他还把这个写进简历。

不同于大多数讲法律课程的老师——注重逻辑和推理，要求学生记笔记，下课就离开，程春明鼓励学生们开阔想象力，他也乐于和学生讨论问题，在课堂上、课前、课后，为此他每次上课都会早到。

对论文，他的要求是，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新，没有抄袭，即便观点不算严谨，论述不够妥当，也能得高分。他要求论文必须手写，不能打印。

他的2007届的硕士田夫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一个细节。2005年11月，在一次与程春明深入交流的几天后，程突然在一个深夜给他打来电话，说通过观察交流，发现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判断力正在下降，进而严厉地批评他。程春明还对自己的指导方式展开了反省，程春明说，“这些话，我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说，因为你在众人心中是一个才子形象。”

一个学生还记得200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最后一堂西方法律史课上，“(程春明)老师顶着北京的桑拿天在D段二楼的一个大教室里，面对120多份论文，一个一个面对面地指导、打分，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同学们都排队耐心地等待老师的指导，十分配合。”

程春明曾写过一首诗，送给全校即将毕业的女生：六月里的梧桐枝中/有一只孤独的布谷鸟/头顶着烈阳/期待着秋日的辉煌/六月的校园中/有一群待估的骄女/头戴着学士帽/盼生活一份轻松/六月的思念中/有一位旷世的天使/匆忙中莞尔一笑/留给我两份憬憧/六月的一切中/有一个硕大的问号/永恒的追寻/不正是一场春梦……

有时，程春明给人的感觉是他的行为完全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的同事韩春晖多次与他一起在法大旁边的“风波庄”吃饭，性情显露时，程春明会大呼，“小二，快上酒”。

2007年法学院的新年论坛上，主题是“反就业歧视”，当时程春明也坐在下面。中午休息时，宣布全体老师集体到全聚德吃饭，学生吃盒饭。程春明开了句玩笑：“咱们在这儿反歧视，这不也是一种歧视吗？”

中国政法大学2008级硕士生冯威回忆了程春明在一次报告上的故事。一位自称是“一流大学资深研究专家”的报告人向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和老师宣布：中国政法大学虽然在硬件方面乏善可陈，但从大师级队伍来看堪称是真正的一流大学！

听众或以为美，或不表态，独有程春明起身反驳：“这位头衔怪异的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貌似有理，但不过是投我校之所好、哗众以取宠，不知道您去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又当如何兜售您的成果？我们当然了解自身的实力所在，可在实质的差距面前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眼见团圆会就要被程春明拆台，主持会议的校长徐显明厉声将其喝止。过了片刻，程春明再次举手发言：“您刚才也看到了，一位校长能够当堂打断一位教授的发言，请问您，这是一流大学应有的作风么？”报告人顿时哑然。

多位学生回忆中都提到程春明的不得意。一位1998级的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毕业后他一直和程春明保持联系，“他(程春明)一直不是很顺利，他的率直和赤诚无法在现有的环境下找到爆发点，他能做的只是用地中海式的宽容来诠释自己并不满意的人生。”

程春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一年多后，学校安排他在科研处做行政工作，一干就是3年。相比于多是著作等身、学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同等职称的同事，他则少得可怜。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简历上，他的代表作只有2005年发表在《中国司法》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现代社会司法权》和一本译著《论公正》，获奖一栏为空白。

2005年底的那次网络交流上，他也坦诚地与学生谈起这一情况，“我在做了几年行政之后，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和许多同龄学兄相比科研成果的数量落伍了”。“一干就是3年多，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研究我所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只发表了一些没有太多学术深度的文章。而且我发表的文章有很多是应立法政策之景，也有一些文章只是一些问题的提出。”

他的朋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评价他说，“他的所学较为庞杂，回国多年，散心放任，成就不斐，这是他的缺点；但他为人透明，潜力充沛，视野宽阔，一旦收心内蕴，持之以恒，必有大成。”

程春明多次在与朋友交流中谈及自己的学术方向，“我准备用2至3年时间，系统整理发表法国公法的最新理论和发展研究成果，在法国宪法、法国行政法以及法国政治法律制度等领域贡献我的所学。”

他对他的朋友说，“至于5年之后我要干什么，我暂时不知道。因为在我的人生设计中，我通常不考虑5年之后做什么。”

人生无常，一语成谶，尚未满5年。

家庭与婚姻

程春明的第一次婚姻是如何破裂的，何时离婚，外界所知不多。学生们只记得，那时他的前妻池英华会用韩国式的鞠躬来回应他们的微笑。池英华刚来中国时完全不懂中文，离开程春明寸步难行。

中国政法大学2008级法理学硕士生冯威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2006年，程春明与现任妻子韩某热恋，“晚自习归来，我常常看到二人在9号楼下的小摊贩前一起品尝麻辣烫的情景。”2007年底，程春明与韩某结婚。

据公开简历显示：韩某，197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95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继续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刑事诉讼法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学生眼中，程春明与韩某恩爱甜蜜。一位学生甚至认为，“最近几年，他最大的快乐可能就是和韩师母喜结良缘。”一位到过程春明家的学生还记得，程春明称她妻子为“小红帽”。这位学生在程春明家吃中饭，程春明和太太在讨论换个手机情侣号的事，还猜太太肚子里会是小金猪还是个小金鼠。

这位学生之前与程春明并不熟悉，也因此还发生了一些小尴尬。“老师，听说她是韩国人，你俩用法语交流还是英语啊？”

程春明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你弄错了，我已经和她离婚了，结果你还不知道？”

“那您太太是？”

“是你师姐，卞老师的博士生。”

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程春明家里的“茶会”，一轮茶毕，程春明捧出珍藏着自己青年时代的档案——从华中农业大学到法国各个大学的各种文凭。太太韩某幸福地说，“忆旧的男人，才最让人放心。”

惨案发生后，多家媒体报道称，程春明遇害疑为感情纠纷所致，凶手嫌女友与程春明有暖味关系，该女生为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一名陈姓研究生。

但在中国政法大学论坛“沧海云帆”上，许多网友对这一说法进行谴责，他们认为，在警方没有公布结论前，不应当随便散布谣言。

(《楚天都市报》记者王功尚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政法大学弑师案调查：法律与爱的教育缺失  2008年11月13日  三联生活周刊

生命之轻

　　主笔◎朱文轶 吴琪 记者◎王鸿谅 蒲实　实习记者◎许程程

　　没有任何征兆，10月28日傍晚，43岁的程春明被从不相识、22岁的付成励杀死在了自己的课堂上。高瘦的身躯倒下的时候，他对周围一切仍然毫无戒备。他对台下的听众再熟悉不过了，其中几个学生跟他一起去过他的新居，还有几个常常和他在学校不远的京表小吃市场吃牛肉面、喝啤酒。

　　当天要讲的《比较法总论》还没有正式开始。程春明醒目地倒在血泊里，系着学生们熟悉的金色领带，穿黄色衬衣、黑马夹，戴金边眼镜。他那条标志性的灰色毛线围巾没有能挡住锋利的刀刃，沾满了鲜血，飘散在地上。凶手根本没有给他留出生路，他从程春明的右侧窜出来，第一刀就砍断了右颈动脉。身体里全部的滚烫血液，经由心脏，从动脉的豁口处喷涌而出。

　　在接到自首报警赶来的公安将凶手控制时，有学生碰巧看到了那年轻而绝望的眼神。他回忆说：“他的眼袋很深很重，眼圈很黑，感觉很灰暗，经历了不小的精神挣扎。”程春明没有看到这双眼睛，他没法明白这双眼睛里的巨大仇恨从何而来。他可能连这个当面夺走他性命、名叫付成励的年轻人的面部轮廓都没看清，他对他一无所知。在后来沸沸扬扬的传闻里，这两个年纪相差21岁的人成了传说中的“情敌”。

　　他死得毫无征兆。要说程春明生前被何事困扰，这位法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教师可能列举出一箩筐：这些年，他的工资涨得很缓慢，在家里他的收入还比不上比自己年轻十来岁的妻子；他12年的异国留学生活就够曲折了，回国后，他在学校的仕途上走得同样坎坷，他的副处长职务只做了两年就在换届时候给顺理成章地撸掉了；他这个人没什么心机，跟学校和学院的领导就是相处不欢。

　　他被一些学生爱戴，可在中国政法大学，总的说，他是个边缘人；他为人处事的“法式风格”是学校体制中的点缀，成不了主流，当然也不会有影响力；他喜欢用西式的礼节热情赞美身边年轻的女生，他跟有些学生的关系显得亲密无间，这在现在的师生关系里难能可贵，可这却让他惹上不少流言；生活作风的传言曾骚扰过他，还有人为此到学校领导那里打过他的小报告。

　　他直到40岁才被评为研究员，从副高职称转正高职称的道路一波三折，而这正是中国政法大学在高校市场化背景下快速扩张的时期。他2000年刚进学校的时候，全校才不到70名教授，现在，教授已经接近200名了。更让他郁闷的是，在他“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新校长徐显明到任，大刀阔斧地改革，重用引进人才，许多跟他一样有留学背景的青年学者直接就被破格“扶正”了。他只能感慨时运不济。

　　可这些鸡毛蒜皮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止程春明一个老师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这里也实在没有一件足以给他带来危险、甚至将他推向生命的绝境。

　　寻找陌生杀机背后的理由，成为人们最为热衷的事。这场意外凶杀成了10月28日到11月初中国政法大学校园论坛“沧海云帆”上最热闹的谈资，28日当天晚上，这个BBS一夜间刷新了上千条帖子。这些旁观者好奇的追究给事件中的受害者造成新的伤害。

　　这是一次道德拷问的艰难过程。越接近真相，我们越会发现，老师、学生、学校，甚至社会，都无法推诿他们在事件中所需付出的责任；而另一方面，所有当事方又无不充当了受害者，没人能在这场因果循环的悖论中幸免于难。到底什么才是悲剧的元凶？-

       程春明：“10·28” 悲剧的主角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这天是10月28日，再有几天，程春明就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任职了。他心情不错，约了一个叫李卫海的同事下午17点在中国政法大学西边一家叫“风波庄”的徽菜馆吃饭。

　　从在西三旗的新居到昌平校区，要搭公汽，转学校班车。程春明结婚前刚买完房，他的积蓄很少，买房的钱来自他的妻子杨寒(化名)，两口子手上剩余的钱不够买车，这样路上来回倒腾的日子看起来还得持续些时间。为此，他保留了2000年刚到中国政法大学时学校分给他的一套宿舍，在教职工家属院。去年搬家之后，那里的家具没动，以便晚上上完课不用赶夜路可以有地方住宿。这一天晚上18点45分，程春明在端升楼201教室有一节“比较法总论”的课，他在杨寒帮助下准备好了课件和法文讲义，提前出门了。下午，法学院还有一场学生羽毛球赛，他打算去看看。

　　程春明要离职的消息在学校和法学院里传了有些时候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现在的高校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学术利益、个人纠纷，乃至人事矛盾都不再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个人问题。那些人与人的磕磕碰碰，常常成为拿到台面上的公开恩怨。学校和老师的关系就像一对不牢靠的恋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各个高校在师资待遇上的差别急剧拉大，如果老师对自己在体制中的处境和所得不满，他完全不必再委曲求全了，最干脆的选择就是一拍两散。在法学这类供需市场炙手可热的专业，教师跳槽更是家常便饭。这些天，师生们的注意力都在该校另一位叫杨帆的教师身上，这名教师跟学校之间的龃龉原本只是“内部矛盾”，在中国政法大学内部论坛“沧海云帆”掀起的讨论已经持续多日了，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好事者公之于媒体，成为一桩令校方难堪的丑闻。

　　这里要顺带提一下“沧海云帆”。这个由几名年轻教师和学生干部带头创办的BBS，一度是中国政法大学最重要的“舆论阵地”。这个话语空间的开放和涉及话题的敏感，渐渐被校方察觉，去年，“沧海云帆”被校方“收编”了。尽管如此，校方不能像关闭校园BT下载那样随意关闭“沧海云帆”，这个BBS的运营仍控制在民间。它的半自由状态既是校园民主的标志，也招致了一系列问题：一些人用它来发泄私愤和不满，甚至攻讦学术上的竞争对手，它成为这个狭小校园里小道消息和是非的发源地之一。谁也不会想到，28日那天，“程春明”将取代“杨帆”成为“沧海云帆”上的新闻主角。

　　程春明下午站着看了一会儿在体育馆进行的羽毛球赛就离开了，如果不是有约，他也许会跟学生们一起挥几拍。中间，他还抽空去了趟学校的菜场，买了些萝卜和排骨。他给妻子杨寒打电话说，自己下课回家给她煲汤。妻子怀孕后，程春明即便晚上有课，也一定要赶回家。他的一名朋友说，这位丈夫从没让怀孕的老婆做过一顿饭和一次家务。

　　离晚上的那节课还有段时间，程春明和李卫海的这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朋友聚在一起的话题，从“杨帆门”到人生，离不开老生常谈的工资待遇、生活压力这些事。

　　程春明本来就是个健谈的人，加上受到就快离职的情绪鼓舞，他主动充当了李卫海青春苦恼的开导者。席间几乎都是他在讲话，他把自己以前在法国的艰难岁月再一次回顾了一下，联系到他现在生活和孩子即将出生的憧憬，他对李卫海感慨。据李卫海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说：“老弟，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得到与他的善良相称的幸福。”李卫海没意识到，半个小时后，程春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带走了全部的幸福和希望。

　　“端升楼”

　　离开“风波庄”，程春明就往“端升楼”赶。校园不大，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

　　这条路程春明走过不知多少遍。穿过走廊，上二楼，拐弯，走到过道的尽头，就是“端升楼”201教室。18点45分，是学生们的第6节大课。他上楼时看到几个熟悉的学生，跟他们打了招呼。

　　这是一栋巨大而不规则的4层联体教学楼，由5个相对独立的子楼连缀构成，每层有大约20间教室，“端升楼”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早些时，它和其他的子楼被称为A、B、C、D、E段。去年，中国政法大学为了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质量考核，对校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硬件翻修，除了重新绿化，将平地改造成为坡地景观，在每个楼房之间添置秋千，还将所有建筑物重新命名。A段被更名为“端升楼”，“端升”是政法大学第一任校长陈端升的名字，其他4栋则分别使用了学校的校训，被称为“厚德楼”、“明法楼”、“格物楼”、“致公楼”。

　　空间狭小一直是这所高校发展的心头之患。巴掌大的地方，生活着好几千人，因为自习座位的紧张，很多政法大学学生不得不赶到一条马路之隔的中国石油大学去上自习。大量采用联体建筑，可能是当初校园设计者在有限方圆实现更大使用空间的解决之道。

　　12栋学生宿舍，呈扇形分布在联体教学楼四周，它们之间同样被相连成网状，不过，宿舍楼和宿舍楼之间并不能相通。去年的大改造，也包括了这些学生宿舍，原先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简单命名被改成了诗意的“梅”、“兰”、“竹”、“菊”等。改名多少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适应，以前人们熟悉并习惯了通过数字来识别和称呼自己的住处，现在连很多老生、甚至老师自己也被弄糊涂了。

　　“比较法总论”是门选修课，它针对“大三”、“大四”有了足够法学基础的学生。这个学期，大约20名学生选修了程春明的这门课。10月28日18点15分左右，他们三三两两从各自的宿舍，向校园中心处的“端升楼”走过来。

　　突然降临的杀机

　　程春明还是比一些学生早到了。他上课习惯早到一会儿，这样可以坐在教室后座上跟学生们聊会天。他跟学生们总能聊得来，他会挑一些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不介意也不避讳说自己在爱情和情感方面的观点，这点很投学生所好。比如，去年《金婚》热播时，程春明就拿来跟学生们讨论，他时常会顺带说起自己，以至关于他妻子的方方面面，只要上过他课的学生，都能大概知道个一二。很多学生也知道，程老师有过一个韩国前妻，已经离婚了。

　　一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程春明刚从法国回来，进校讲课时，并不太懂得授课技巧。他湖北口音重，也不属于口才很好的人，不太擅长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不过，这个先天不足倒在某些方面成就了他的风格，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讲课方式：将学生分组，由他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再由学生讨论，然后由学生发言。这种自由的课堂氛围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

　　据说，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上课，200人的教室会涌进1000多人，老师被堵在门口进不去。程春明当年受到过类似“待遇”，他回国不久，很多学生慕名而来。一名政法大学99级学生回忆，有一次程春明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200人的阶梯教室，几乎挤了300人。不过，这些追随者里很快产生了分化，一些人认为程春明上课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太多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对学术研究并无裨益。留下来的，基本上成为程春明固定的“听众”。

　　上过程春明“比较法总论”的学生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事，是程春明在开课第一讲时总以基督教为开端，他对学生们说，自己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喜欢西方人的自省方式和习惯。另一件事，是程春明会展示一支法国法政部长赠与他的钢笔，并承诺会把它奖励给这门课学业出众的学生。

　　在程春明看来，他们既是他的听众、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他跟学生们拉些家长里短，有时候并不是刻意地套近乎，而是他的确把学生当做倾诉对象，这些年轻人让他不需留有戒心。

　　程春明的一名学生回忆，有时候程春明晚上有课，会住在昌平校园家属院的那套房子里，不回西三旗的新居，他的妻子杨寒下班后就过来找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起听课。“这是我夫人。”程春明会大方地向学生们介绍，“也是你们师姐，要不你们就叫她‘师姐’吧。”有一回，程春明提着饭盒来上课，很不好意思地跟学生们解释，他夫人从城里来看他，怕一会儿打不上饭，所以提前打上饭。后来杨寒到教室后，照例坐在最后一排，程春明照例又介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后排跟他开玩笑说：“大点声，我坐在后面听不到。”

　　如果不是杨寒怀孕5个月了，10月28日18点45分，她很可能也坐在“端升楼”201教室的最后一排。

　　几分钟后，平静被打破了，201教室开始弥漫从未有过的血腥味。陌生人突然闯入，并持刀杀戮。程春明瞬间倒地后，极少数人才看清了这个22岁的杀手。他边报警边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是要杀这个老师，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没几个人听清楚了杀手的“安慰”。15个学生无比恐慌地大声喊叫“杀人了”，跑出了教室，剩下的4名学生中两名被吓傻了，一动不动坐在座位上，另两名冲上前捂住程春明喷血的伤口。

　　这时候，除了身处现场的19名学生，还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在“端升楼”里发生了什么。一名当时在对面201教室正在看民事诉讼流程课件的老师，站在讲台的最内侧，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混乱的楼道。“我看见了医务人员进进出出，看见了公安冲进去，但我仍然没想到会是杀人凶案。”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我问从外面进来的另一个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对我隐瞒了实情，他说，没事，只是打群架了。他的回答可以解释我看到的一切反常现象。但不一会儿，学生会的男生们过来，推开门告诉我们快点离开这间教室，对面出事了。我刚出教室，就看到血。”

　　在从学生宿舍到教学楼的路上，有一尊著名的“拓荒牛”雕塑。这是政法大学里最容易辨认的地理标识了，学生们把这个雕塑作为大型活动或私人聚会的集合点，他们经常通过短信互相通知“牛见”。10月28日晚上之后，这里成为师生们自发哀悼程春明的集合场所，很多并不认识程春明的人，也在雕塑的台阶上点燃了蜡烛。“这件事带给师生们的心理恐惧太大了，他们需要通过这种仪式来排遣内心的阴影。”一名政法大学的学生说，“在昌平校区这么一个孤岛般的环境里，既开放，又封闭，人们往往很容易理解当年海子的心境。当程春明死的时候，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法学教授的名利问题

孤独和解药

　　程春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杀机从何而来。如果硬要程春明想个在学校里的夙敌，恐怕就只有折磨他很长时间的孤独感。

　　对于这种孤独感，程春明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用了12年来克服它。1988年，刚到法国的第一年，程春明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对象，就饱受孤独之苦。他和国内唯一的精神纽带，是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时的导师刘均谦教授。程春明给这位老师一连写过好几封信，把他刚到法国的困难一一诉说了一遍。刘均谦回信鼓励他克服困难。次年，刘均谦调到广东工作，他又把信寄到广东。

　　一名在法国和程春明一起留学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这个国家留下来，而要在法国取得永久居住身份，首先得找到一份工作。和很多留学生的应对之策一样，程春明的办法是不停地念书、拿文凭，以延缓回国的时间，等待机会。他先后进了5所大学，涉足了4个学科，获得了6张证书或文凭，从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一直到法学。机遇始终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虽然都放宽了对留学人员的时间约束，但在就业问题上却一直没有宽松。

　　到1992年，新的问题出现。国家中断了这批公费留学生的经费，要待在法国，就要继续维持学业，要维持学业，就需要钱。程春明陷入了人生的一个艰难时刻。他的银行账户到月底时常只剩几法郎，他靠给别人打字和翻译挣取生活费。“程春明的性格本来挺内向的，不擅交际。”这位朋友说，“生存的压力逼迫他在法国交些朋友。当时，我们这群学法律的留学生里，有很多韩国人，程春明跟他们走得很近。”

　　打零工根本不足以支付他在法国的生活费用，程春明只有通过举债来解决财务困境。他靠一个朋友的信用做担保，依次在3家银行贷款。当第一家银行贷款到期时，用在第二家银行贷的款还第一家的，同样用第三家的还第二家的，这样不仅能按期还贷，而且他自己的信用度也会不断增加，以后贷款额度也会越来越高。

　　就在这段边勤工俭学边读学位的时间，程春明结识了他的韩国前妻，比他大3岁的池英华。据说，池英华给程春明度过在法国的那段困难处境提供了不少帮助。程春明在留法的最后一年，跟池英华结婚了。

　　程春明最终没有在法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必须在回国和继续学业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选择显而易见：即便有人帮忙，他也耗不下去了，他口袋剩下的钱，连博士生公寓一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了。

　　中国政法大学当时并非程春明回国求职的唯一选择。在他递交申请的3个学校里，其实他更倾向于另外两者：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他的学生时代和青春岁月是在武汉度过，以他的性格，那座生活了6年的城市对他更有吸引力。当他在法国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接收通知时，程春明仍然在犹豫自己的选择，迟迟没有给对方回复。

　　“我主要是看重他的法国求学背景，他可以说是我所见到过的第一个从法国博士毕业而又愿意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者，是很稀少的人才。”程春明的领导舒国滢回忆这件8年前的事，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同意接收他，可当时他在法国，等了很久，我们都没等到他的回信。”

　　“我专门打电话到法国跟他讲，希望他到中国政法大学来任教。就是接到我这个电话以后，他才下决心到我们学校。”舒国滢说。舒国滢是程春明的湖北老乡，1999年程春明32岁，舒国滢37岁，程春明被舒国滢的梦想打动了。舒国滢当时已经是中国法理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权威，他跟北京大学的朱苏力和吉林大学的邓正来，被视为法理学界“三足鼎立”的人物。舒国滢对程春明说，他希望程春明的加盟让中国政法大学的“欧陆法学派”得以壮大，这句话让程春明热血沸腾。他很快答应了邀请。1999年，舒国滢去首都机场接程春明时，看到他身边的韩国妻子，“他们一直是用法语进行交流”。

　　新学校太小了。程春明在舒国滢的引导下，把蓟门桥的校园逛了一圈，连一支烟都没抽完。这大概是他对中国政法大学这所自己即将执教终身的学校的第一印象。这跟他想象里的高校有点不同，和他追求的氛围也大相径庭。

　　程春明很快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同一批被舒国滢引进到法学院的，还有留德学者郑永流，事实上，大部分研究大陆法系的法学者都选择了学习德语。到2000年，程春明在中国政法大学安置下来，他发现，整个法学院，研究“法国法”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连在学术上交流的对象都没有。他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回忆，程春明实在不太会跟学院里的那些同事相处，那时候，他在校园里见到法国人要觉得更亲切。

　　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校外，他参加了法国大使馆组织的“留法学生俱乐部”，所有和法国有关的社交活动，他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

　　程春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法国的生活，在他的回忆里早已不再苦难重重，相反成了最令他骄傲的过去。他不仅乐于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课堂上跟学生讲述那些经历，还希望完全用法国式师生关系来构建他的新环境。“我们这届学生分导师时，已经是‘研一’下学期了。拜师的那天，程春明带我们几个学生先去家乐福，他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学会生活’。从超市出来，他就拿出充满奶酪香气的牛角面包，递给我们一人一个，‘你们一定都饿了，先吃一个面包，然后我们再去吃饭’。他就和我们在人流穿行的家乐福门口吃起了面包。”程春明带的一名研究生这样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觉得这个场景怪极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到法国、德国留学后，才发现在任何一个场所，你都可能看到一个人在随口吃着面包或者三明治。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和一个国宝级的法学教授讨论问题。”

　　程春明跟韩国人池英华以前累积的婚姻矛盾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他的孤独感。池英华不会中文，在家属院里她基本上和其他邻居没有任何交流，也无法进入程春明的世界。程春明回国后，池英华“法国文学”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她在中国写论文，还要经常回法国开题与答辩。程春明的婚姻生活于是处于断续状态。“来回机票、住宿费都是春明给她凑的钱，最后帮她完成了学业。”舒国滢告诉本刊记者，“大约在2006年左右，两人和平分手，因为程春明的韩国前妻拿到学位后不能在中国找到工作，于是回到韩国一个大学任教，而程春明又不愿放弃他在中国的事业去韩国。”

　　要说刚刚回国这段时间程春明从就职的这所高校中得到了什么，就是他收获了很多学生朋友，这些年轻人成了他孤独的解药。他跟学生，包括一些女学生太亲密无间了，以至于，一些流言始终没有平息过。

　　法学教授的名利问题

　　在事发3天前一个周末的上午9点，还在被窝里睡觉的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杨玉圣接到了程春明的电话，程春明告诉他，10月24日晚自己已经拿到北航的委任通知书了。这两个青年学者成为朋友是因为一些共同点：特立独行，怀才不遇。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学术晋升的道路上都被职称问题绊住了脚步。杨玉圣曾经因为在北师大的教授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跳槽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教育界已经越来越是个名利场了。”一名接受采访的政法大学老师说。跳槽现在是法学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两年前，“人大”刑法学的支柱性人物赵秉志带着他的团队集体跳槽北师大，成为轰动一时的业内新闻。因为赵秉志的加盟，从来在法学上默默无闻的北师大一夜间成为国内刑法研究的前沿重镇。

　　这位老师说，另一方面，法学老师与现实社会联系非常紧密。有些老师把这个教职看做资本，帮助他们作为律师身份获取现实收益。向来被视为法学界黄埔军校的中国政法大学，面对着更多的现实诱惑。不过，在政法大学由最早的“法学院”衍生出的四大法学院：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法学院和国际经济法学院中，炙手可热的仍是几个热门专业的老师，比如行政法专业、民商法专业、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

　　程春明学的是公法学，这不会给他在现实中谋得任何经济利益。一位朋友回忆说，程春明有时候自己感慨，他时常觉得自己回国多年了，却仍然是那个在法国留学的穷学生。一位程春明的同事对他最直接的印象是，“非常穷”，这和程春明在学生印象中的“浪漫”和“小资情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名同事说，程春明喜欢抽烟，正常情况下也要一天一包。为了控制自己的吸烟量，他常常吸到一半就把烟掐了。但他实在抽不起什么好烟，所以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院新建了一批房子，有三居和四居，一套150平方米房子的价格大约40万元，比如一名留校10年的老师，工龄能够抵掉30万元，只用出10万元买这套房子。程春明那时才回国3年多，教龄不太管用，他很想买房子，但实在凑不出钱来，就没买。“学生们老说他的花格子裤子，在我印象中他总共就没有几身衣服，一条花格子裤，一条皮裤，一条西裤，其实是个不太讲究的人。”

　　程春明倒并不排斥体制，他是缺乏适应这套体制的能力。他试图去接纳过它，“官学相通”是程春明渴望的境界，但跟学校里的一些老江湖比起来，他稚嫩多了。程春明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说，政法大学每个学期末都要发教师评价卡，让学生评分，其实没人把这个卡当回事，老师们都知道这就是个形式，学生们也大多是在应付，“只有程老师总是特别认真地嘱咐学生，‘你们千万不要乱填啊，我对大家还是很负责任的’”。

　　“科研处副处长”的职位对程春明来说，并不像他自己后来说起的那样不屑，相反，行政职务上需要的应酬和交际，让这位刚刚回国的年轻人的失落感一扫而光了。他甚至有点意气风发。只是程春明的个性并不适合这样的行政职务。他的一名学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一次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高校交流报告会上，作为客人的一位报告人向中国政法大学大唱赞歌时，被时任副处长的程春明打断了。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副处长一点不留情面地质问那名报告人，“这位头衔怪异的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貌似有理，但不过是投我校之所好，不知道您去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又当如何兜售您的成果？我们当然了解自身的实力所在，可在实质的差距面前何必要自欺欺人呢……”这让主持会议的校长很难堪，厉声将其喝止。过了片刻，程春明再次举手发言：“您刚才也看到了，一位校长能够当堂打断一位教授的发言，请问您，这是一流大学应有的作风么？”

　　程春明的缺乏心机，让他在行政职务上止步于“副处长”，也让他的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程春明是在官场上不如意，才转而往学问方面努力的。”程春明的一名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政法大学刚开始评教授是极为谨慎的，一年也就只评三四名，教授资格是非常稀罕的。整个政法大学的在职老师共300多名，但从2000年以后，进入了快速扩张期，现在已经有将近200名教授了。2002年后政法大学大规模地增加教师，程春明1999年进来时，也与这种大趋势相关。他一到来就是副教授待遇，在转正上面，却一直延宕。既是因为他的课题和论文成果太少了，也是因为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在人事关系上的处境。

　　程春明的一名好友说，程春明评职称走的是行政岗这条路子，他在2006年获得了研究员的职称，但这是行政系统的高级职称，既然要在教职系统里做事，戴着个研究员的头衔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程春明数次提出过教授职位的申请，却始终没有在政法大学通过。

　　被中断的人生

　　程春明是个容易伤感的人，他在事业上遭受打击后，特别需要一个心灵的伙伴。他跟现在的妻子杨寒就结识于这样的“逆境”中。

　　杨寒是中国政法大学95级学生，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成绩非常优秀，硕士和博士专业是刑事诉讼法，是著名法学家卞建林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英语非常好，担任过很多学术项目的翻译，也跟随项目出访过几个国家。

　　杨寒在感情方面的经历却一直不顺利。她算是95级学生里“大一”就开始谈恋爱的极少数，但其间波折种种，跟她熟识的人说起来会非常感慨，用上极端的形容词，诸如“红颜薄命”、“历经创伤”之类。杨寒2005年博士毕业，本来想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成功，去了另一所大学。

　　杨寒在校期间与程春明并不熟，据朋友回忆，是2006年回政法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以后，跟程春明的关系才密切起来。那时候，杨寒刚刚从一段不幸福的感情中挣扎出来，程春明也是离婚后的单身状态。

　　“有一回，遭受职称评定打击的程春明心灰意冷，就给刚认识不久的杨寒打电话，说一起出来散散步。”程春明的几名学生在程家做客时，曾追问过二人的恋爱过程，一名学生回忆，“当时外面下着大雨，两人据说撑着伞走了一个晚上，据说杨寒的鞋都走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两个人的感情刚开始也很难公开，杨寒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并不喜欢程春明，觉得他太出位。而且两个人看起来实在不般配，程春明比杨寒大了将近一轮，各方面条件比较，杨寒都显得太过优秀。这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包括杨寒的老师卞建林。经历过情感波折的杨寒总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认真说，自己属于“身材高、学历高、年纪高”的“三高人群”，能找到程春明这么般配的实在是幸运了。

　　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杨寒后来也跟要好的朋友们解释过，程春明打动他的是待人的真诚和热情。大约是2006年的秋天，两人结婚，婚礼是程春明的朋友龙卫球主持的，在西三旗附近的一个酒店。婚礼很热闹，双方都有许多朋友或同学出席，大约100多人。婚礼气氛很浪漫，两人还在宾客前共舞一曲。朋友们后来也慢慢能理解和相信这种幸福，因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婚后的杨寒状态越来越好，“从说话的节奏里都能感觉出来”，“而且在劝慰朋友们关于情感和生活的问题时，也明显能感觉到她在生活步入正轨之后的平静”。

　　程春明一直渴望要一个小孩，在杨寒怀孕之后，两个人都很喜悦。程春明对妻子的照顾更精心，每次杨寒要去上课，程春明都尽量亲自接送。

　　“去住家附近的医院孕检，只有两三站的路，我坚持要乘公交车不打的，春明携我上车就大喊，我老婆怀孕了，给孕妇让座位，引得全车人行注目礼，又好气又好笑。”杨寒自己对记者回忆，“每周我回家去他都会在车站接我，在拥挤的等车人群里，他特别显眼，穿得风度翩翩的教授模样，手里一本正经地托着一块黑森林蛋糕。老远看到我在车上就挥手朝我喊‘老婆老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每周如此……”“他说以前觉得孕妇很丑，但是自从我怀孕，他看着街上孕妇的肚子就每每拿来跟我的比较，开心得不行。”

　　程春明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在婚后两年，他还经常跟朋友说，要让妻子一直有新婚燕尔的感觉。朋友们觉得他也是这么做的。婚后，程春明放弃了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机会，朋友们的记忆里，他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日本，7天，一次是法国，14天。后来还有一次法国之行，他是带着杨寒一起去的。两个人婚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腻在一起的，而且婚后每个月，程春明最多只有两次出去应酬饭局，而且每次都会征得杨寒的同意，在晚上21点前回家。

　　这个家庭原本在朋友看来，一步步正朝着美好的方向上升：有了孩子，换了新工作。结果是意料之外的突变。悲剧发生的当天下午，杨寒也有课，当晚，政法大学校方把她接来，她情绪很不稳定，哭昏过去好几次。后来身体情况也不太稳定，医生说已经出现了宫缩，有先兆流产迹象，要安心养胎。

　　事发后有许多人劝她放弃这个孩子，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但杨寒说，但凡她知道丈夫做了任何一点不好的事情，自己都会打掉孩子，但她找不到丈夫的任何一点不好。-

      “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

　　记者◎王鸿谅

　　惊变：张扬行凶者

　　付成励的两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颈部右侧大动脉上。他没有给老师留任何生机，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楼201教室的19名同学眼前完成了这起张扬的凶案，然后拿出手机报警自首。此后，再也没能返回9号楼他的宿舍。

　　9号楼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唯一一栋在校外的宿舍楼，以前是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间，楼下还有独立的餐厅食堂，条件比校区里其他宿舍楼都要好。2005年付成励考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时候，正好被分到了这里。昌平校区并不算大，9号楼虽然在校外，但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10月28日凶案前的下午，付成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度过。他睡了一个很漫长的午觉，从午饭后一直到15点多，事后朋友们相互回忆求证，这似乎是当天付成励唯一的异常。他向来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时间也很短。其实，在凶案之后想接近付成励的朋友们并不容易。这些在校大学生们的情感天平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生与朋友的双重身份，让他们陷入双倍的悲伤和困惑。他们会忍不住上网，看到各种版本的传言和猜测，如果与他们了解的事实不符，又忍不住义愤不已。双刃剑般的传播效应，让他们在缄口沉默和接受采访之间更加犹豫不定，他们不希望再伤害到悲剧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师，还是命运未卜的付成励。

　　“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可能舆论的淡忘是对当事者家属最大的安慰，也允许我自私地淡忘这件事。”在拒绝采访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的情绪至今难以平复。小武和付成励同一个宿舍，两人床对床，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在凶案后深深自责，觉得是自己最近忙于考研，对好朋友过于疏忽，没能发现一点端倪。李乐心中同样百味杂陈，她和付成励在不同学院，两人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公关部共事时结识，这个有男孩子般活泼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励因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辗转找到李乐的时候，她同样也在忙着准备“大四”后的出路。犹豫后，李乐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理由很简单，只是希望付成励也能得到媒体公允的描述。

　　李乐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经给付成励打过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经常如此。而且因为忙着准备考试，李乐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付成励通过电话。可打过去没人接，快16点了，付成励才给她回复电话过来，解释说自己中午在睡觉。李乐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种刚睡醒的低沉。付成励还在电话里约李乐当天“一起在学校吃晚饭”，说好久没见了。可李乐在市区上考试辅导班，最快也要周五才会回昌平。于是付成励一如既往的热心，在电话里耐心解答李乐的提问，告诉她怎样换乘公交车才是从辅导学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线。

　　此后大约1小时，李乐又跟付成励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付成励打过来的，说自己刚刚洗澡回来，看到手机上又有她的未接来电。李乐则解释说自己没再打电话，可能是误拨。这次的通话比较短，闲聊几句就挂断了。凶案之后，李乐认真查过通话记录，最后这通电话是当天的16点53分。后来朋友之间相互询问，确认这是目前所知付成励在朋友圈子里最后的通话记录。朋友们当然会追问电话内容，李乐想了又想，还是不能从这两通电话中找出任何异常。从最后通话的16点53分到18点40分的凶案之间，只有不到两小时，李乐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还约我一起吃晚饭的……”

       程春明的前法国生活

        程春明留给导师刘筠谦的印象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爱出风头”。在家乡师友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孩子”，甚至他的学习成绩和聪明才智也没有十分出挑和醒目。如果不是因为此次恶性事件，程春明只是从家乡人的生活轨迹中轻轻地划过而已，不留什么痕迹。

　　记者◎杨璐

　　噩耗传来

　　如果没有10月28日晚上的杀戮，程家最近的安排是这样的：农历十月初八，也就是11月5日，程春明的大姐将带上程春明最爱吃的花生，护送77岁的老父亲程保忠去北京。程春明的小妹妹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早就想把父亲接到北京养老。但因在田间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不习惯都市生活，一直拒绝这个提议。5个月前，程春明的妻子怀孕，期盼多年的程家香火终于有了着落，父亲“很高兴，才答应去北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探望和慰问怀孕的儿媳妇。

　　10月29日，程家的北上计划提前了。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村里说程春明得了急病，要家人都去北京。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程凤林被留在老家，其余亲属都赶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知道内情的人终于忍不住将真相告诉了程保忠。77岁的程保忠本来身体硬朗，得知噩耗后当场就昏倒。随后赶到北京的村主任刘光益向本刊记者描述了程春明家人的悲痛：大妹妹认尸回来后就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程保忠昏厥了几次。只有程春明的妻子杨寒(化名)相对坚强，她拉着程保忠的手抚着自己的肚子说要跟公公一起把孙子抚养大，她不能太悲伤，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刘光益说，香火传承是农村头等大事，杨寒这番话给了程保忠活下去的希望，刘光益转达程保忠的说法：“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通情达理、深明大义。”

　　刘光益算起来与程家还有亲戚关系，对程家的情况很了解。“那个年代村里都不富裕，程春明家尤其困难。”刘光益告诉本刊记者，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前，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当时规定每人每年有400斤粮食，按照工分折成现金兑换。劳动力多的人家干的是“进粮活”，不但可以得到相应的粮食还能挣到一些钱，劳动力少的人家则是“缺粮活”，工分不够还要自己出钱买回粮食。程春明的母亲常病，家中只有程保忠一个劳力，每年都要向生产队交钱，生活困难。程凤林则回忆，哥哥小学毕业后，自己要求还要接着读书。程春明的大姐于是从高中辍学回家务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什么好转，两个妹妹也都没有读到高中，早早结束了学习生活。

　　程春明外出读书多年，家里全靠三个姐妹互相依靠扶持过日子。直到2000年他从法国学成归来，才逐渐成为家里的支柱。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哥哥回国不久就开始每两个月寄一次生活费给父亲，一年有万把块钱。本来，程春明还想每月给她一些钱作为这些年代替自己照顾父母的补偿，但程凤林没有收。“哥哥读了这么多年书没有积蓄，刚刚工作，负担还是挺重的。”她说。

　　程春明以另外的方式照顾妹妹。程凤林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和心脏病，因为没钱，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是在县医院抓点药。去年，程凤林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程春明把她接到北京，“花了几万块钱在大医院治病”。

　　甚至程春明的外甥、外甥女们也感受着舅舅回来后家里的变化。“农村人教育孩子也没什么方法，哥哥每次回来都要问小孩听不听话，他既很严肃，又会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教育他们。”程凤林说，外甥、外甥女们都非常怕程春明，他讲话要比父母管用。

　　而在刘光益眼里，程春明虽然只是个“没什么权力的大学教授”，但他的同学是不可多得的人脉资源。程春明出事后，很多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学生赶来慰问，刘光益把这些人理解为程春明的“把兄弟”。他说，这些“把兄弟”最少都是“市以上的干部”，如果不出事，“将来能给程家、给村里办多少事呢”。刘光益对程家的遭遇唏嘘不已，他对本刊记者说：“熬了这么多年，眼看着有了盼头，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熟悉又陌生的家人

　　程春明家所在的上冲村由不同的湾组成，每个湾都是在山上开出一条小路，村民的房子沿着小路排成一行。程家所在的这个湾，只有程春明家和堂弟家两户姓程，其余全部姓李。“我妈妈说我们姓程的在湾里是小姓，你要留下帮着堂哥一家。”因为独子程春明外出求学，父母决定把最小的女儿程凤林留在身边。程凤林23岁时，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程春明“缺席”的12年里，担起了应由儿子承担的所有责任，给母亲送终，照顾年迈的父亲。现在，程家的祖屋已经被程凤林翻修为二层楼房，程春明每次回老家其实就是住在小妹妹家里。

　　记者到程家的第一个晚上，程凤林半夜起床吃速效救心丸，第二天一早就去村里医疗室打吊针。程春明的离世让她好转的病情再次复发。她说，感情刚刚好起来就出了事，早知道这样，哥哥还不如不回国，她心里也不会这样悲痛。从1982年17岁的程春明离开上冲村去武汉求学开始，随着他越走越远，与家里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

　　程凤林的印象里，哥哥放假回家就去山上放牛，兄妹间很少谈论学校的生活。她不记得哥哥填报大学志愿征求过亲人们的意见，“父母都不识字，农村人也不懂那些”。家里只能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和关爱。“哥哥读大学的时候，实行了承包制，家里条件好了些，父亲每月都要寄给哥哥几十块钱的生活费。”80年代初，在一个农村家庭，这是很大的支出。对于记者“大学本来就发生活补助”的询问，程凤林说：“他除了日常生活，还要买些书吧。”

　　留学法国对程家来说不是一个喜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不同意。她身体不好，希望儿子毕业就找个工作留在身边。”程保忠当生产队长很多年，“比较有见识”，在父亲支持下，程春明的赴法求学之旅才得以成行。

　　1988年程春明出国后，他与家乡的联系就由小妹妹程凤林来维系。“通常都是我来写信，主要都是谈家里情况。”信封由程春明在法国写好寄回来。程凤林说，当时寄一封信要20块钱，很贵，一年只写三封信。程春明的母亲去世前，把程凤林精心保存的信都烧掉了。“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思念儿子最好的方式。”程凤林解释说。

　　程春明没有回来奔丧。程凤林解释，那时哥哥已经要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正是困难的时候，而且写信去已经来不及了。她不愿告诉记者，是自己没有写信去告知，还是程春明接到信赶不回来，抑或是当时他们兄妹已经失去了联系。但因为这次的缺席，村里人开始怀疑没有音讯的程春明已经死在了国外。

　　2000年程春明回国后，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程凤林才收到程春明定居北京、执教中国政法大学的来信。这一年也是程春明母亲去世的3周年，祭奠是一直等他回乡省亲才办的。此后，久违的男孩重新回归了家庭，放假和过年的时候都会回老家。“身上穿一套，夹一个包里带一套换洗的就回来，鞋不用带，回家就有换的鞋了。”为了让经常回家的哥哥生活舒适，程凤林甚至在家里装了农村罕见的冲水厕所、热水器和浴霸。“我哥哥不让我装，说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都习惯。”程凤林坚持安装的这个卫生间利用率并不高，平时锁着门，一般只有程保忠和程春明使用。

　　因为哥哥省亲住在自己家，程凤林与程春明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平时也会每隔几天通一次电话。但她从来不询问哥哥在法国的经历。“我和哥哥一起洗漱，看他40多岁满口牙都没了，就什么都不问了。”程凤林猜测，哥哥在法国一定很辛苦，“牙都没了，应该是劳累过度吧”。

　　程凤林不爱讲话，情绪好的时候最多笑一下。在她眼里，程春明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开朗、随和、没有距离感。程凤林说，哥哥每次回来都是“从这个湾到那个湾，每家都要去恭喜一下”。这个村里过春节时的习俗成了程春明的惯例，只要他从北京回来，就会挨家挨户地拜访。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地中海标志性的红色花格裤”截然不同，程春明在村里并不张扬，程凤林见到的哥哥穿的是和乡亲们差不多的旧衣服，很纯朴。程凤林还回忆，有一次村里的老婆婆误会程春明出国是去做木匠了，程春明就顺着承认。“哥哥回来告诉我，他不能否认，然后告诉人家是去读博士，那样会让人觉得你出国回来骄傲了。”

　　平凡的农村高中生

　　程春明的数学老师叶大富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就读的五中不算是好学校。“从学苗来说，最先挑学生的是孝感高中，然后县一中又挑，到了五中没有好苗子了。”而程春明肯定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叶老师说，程春明能够稳定在班级的3名到5名左右，感觉“他学习很认真，但不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学生，也不老实，不是能让人欺负的那种”。叶老师能说出班里其他一些同学的特点，比如某学生听懂老师讲解的表情，某学生怎么教都不会，但他想不起与程春明交往的细节。“他不是一个特别引起老师注意的学生。”他这样总结。

　　之所以还记得这个学生，叶老师说是因为程春明是县里的名人，一有什么动静就会有人谈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程春明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专程看望过叶老师。“我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好几个大学都邀请他去工作，他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他说他是个‘自由主义’，中国政法大学除了正常的教学外，有许多自由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程春明送给了叶老师自己的名片，这让叶老师念念不忘：“我教了一辈子书，很少有学生送我名片。”

　　大新中学的校长罗立俊与程春明是同铺而眠两年的同学。罗立俊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已经懂得了读书好穿皮鞋、读书不好穿草鞋的道理，他们读书都很刻苦，每天晚上21点半下了自习之后，还要和程春明一起在教室里多学两个小时。

　　程春明后来用《地中海的红帆》、《我的大学》抒发情感，而在罗立俊的记忆里，高中时代的程春明没有什么文学爱好。他们除了课本，接触不到其他的书，况且还是理科生，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如果非要追溯程春明的浪漫行为，高他一届的师哥万少文回忆，早上看见过程春明吹笛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很便宜的那种。

　　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有三种升学出路，最好的是考上大学，其次是念大专，再次是中专。罗立俊说，他们那一届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程春明的成绩刚刚过线。大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最后都去了中专，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出路了，毕业就能转户口，分配的工作也不错。

　　这些念中专的同学中出了大悟县的县委书记、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罗立俊这样的校长。罗立俊说，大家私下里议论程春明上学上得不划算。与中年发福的同学相比，2000年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程春明“又黑又瘦”，“他穿着皮鞋，还打着赤脚，我就说我们都有袜子穿，你怎么不穿袜子？”虽然程春明告诉好友，法国人都是这样穿的，罗立俊还是不置可否，这成了程春明在法国“混得很惨”的一个例子。

　　更为现实的比较是，当时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同学们家庭和事业都算比较成功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挺大了，他一个都没有。好几个人做了局长，有车有房，还能提携亲戚。”罗立俊说，程春明出国这些年也没见给家里添点什么，都是姐妹们在操持，程家的条件一般。可是在大悟，家里如果能有两个打工的，生活就不错了。

　　罗立俊见过程春明的两任妻子。“韩国妻子不会讲中国话，后来程春明说他跟韩国那个协议离婚了，现在的妻子是杨寒。”罗立俊观察，程春明与杨寒很恩爱，“听说杨寒家里条件好，但是她不嫌弃农村脏、条件差，每次都跟程春明一起回来，两个人形影不离。”

　　程春明每次回乡，当地有些权力的同学都会派车接送，村里老百姓看在眼里觉得程春明“是个人物，跟干部的关系好”。但是记者采访时，这些同学在得知程春明案子真相还未明朗后都表示，程春明离家多年，自己跟程春明不熟。虽然他们一起吃饭，有时还互发短信，但都是程春明主动找他们的。他们出差到北京会去找更亲近的朋友，没有人去过程春明家，也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儿时的同学。

　　人生的转折

　　程春明的人生轨迹在大学阶段有了一个转折。他考进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小他一届进入学校的李国祥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个专业意味着好几辆红旗轿车等在外面接呢。”他解释，当时管理方面的人才很缺乏，他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好多单位都抢着要。

　　当时的华中农业大学地处武汉郊区，周围是大片农田，只有两路公交车通向学校，每天晚上20点之后就不再有车。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学生很少与外界接触，并且农村学生占了绝大多数，校园的风气并没有受到都市的影响，还保持着纯朴的乡土气息。当年的系主任、程春明的导师刘筠谦向本刊记者回忆，程春明即便念到研究生都与刚刚从农村出来时改变不大，“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爱出风头”。

　　但是起码生活朝好的方向发展了。程春明在高中时代每天都用腌制的咸菜下饭，进了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9.5元的生活补助。李国祥说，这些钱就是吃排骨都花不完。经济上不再有压力，未来的前途也不用操心。那时候还没有人恋爱，李国祥说，学校有规定，谈恋爱的人一律开除，因此这是学生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务虚”，程春明对农村经济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和李国祥都是学校农经学会的成员，“我们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然后用理论和模型去解释现实中的问题，程春明总有一些新的想法”。

　　如今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国祥回头看，程春明在经济学方面是“有天赋的”，“很快就能抓住问题本质，并且有创新的思路”。李国祥一直奇怪国内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里没有程春明的踪影，直到有关程春明的新闻刊登在报纸上，他才知道师哥在法国改学了法律。“他起码也应该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而且绝对会成为这方面的顶级专家。”李国祥说。

　　大学毕业后，程春明被保送本校读研究生。当时华农的毕业生有几种选择，因为一度本科生的就业比硕士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很实际地选择了先就业。程春明前后几届的学生都被分配到了农业部或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这样的单位。李国祥说，热衷学术选择读研的人中也有一部分有了改换学校的打算，因为当时农业部所属的学校里，华农只排在三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送本校的研究生并不如外界所想的那样风光和令人羡慕。“不好说程春明是系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但是保研也是要看成绩的，不是谁想都能上，何况导师刘筠谦是系主任，报他的人很多。”李国祥说。

　　刘筠谦对弟子的注意开始于“他喜欢写评论性的小文章投给报纸”，但是“这些文章谈不上成材，更没有形成什么气候”。真正能吸引导师的是程春明的爱钻研。刘筠谦说，他当时除了常规的每届3个学生外，还为其他学校代培，一共带了13个在校硕士生。他身为系主任，平时工作繁忙，学生难免照顾不到。程春明的学习很主动，爱问问题，甚至追到老师家里去。朴实的程春明让导师很放心，他刚上研究生就被导师派去带队调研。李国祥也参加了那次的随州调研，他说，程春明负责带队和联络，上下都安排得很好，回来后刘筠谦很满意。

　　“研一”的程春明最终赢得的那个公费留学法国的名额，这也是刘筠谦当了10年系主任批出的第一个公费留学名额。刘筠谦解释说，当时没有现在这么透明和民主，基本就是系主任来决定，对程春明日积月累的观察和接触后，他觉得这个学生爱动脑、学习刻苦，人又很纯朴，有培养的价值。

　　当时刘筠谦一个人的决定并没有引起什么异议。李国祥说，同学们对出国的概念都很懵懂，“就是看见老师回国都会带很多家用电器”。李国祥说，程春明当时告诉他将要赴法留学的消息时，也并没有特别的兴奋和喜悦。

　　程春明刚到法国的时候曾经给刘筠谦写过一封信，说语言沟通很困难，并且气候和生活方式都不适应。刘筠谦说，程春明等于是从中国农村一下子就到了欧洲，不适应很正常，他回信鼓励弟子坚持。此后，由于刘筠谦调往广东又改换了两次工作单位，师生最后失去了联系。-

悼念程春明老师   http://edu.mblogger.cn/wangzhonghc/posts/49075.aspx  2008-10-29

         惊闻法大法学院教授程春明老师昨晚惨死于学生的利刃下，不知不觉眼泪已经流下。虽从未见过这位倡导“地中海般自由和宽容”的老师，也从未对“风格独树一帜，衣着出位”的他有过太多了解，但仍旧非常悲痛，痛的感觉有如毒药蔓延开来，让我窒息。

        早先听说程老师要来北航任教了，是龙院长介绍来的。由于系里这一年来进了不少老师，也就没有多问。不知道是否只有等到人已不在，才会让我这般不好好学习的人感到强烈的好奇。看了一些怀念他的文章，那种强烈的好奇让我蠢蠢欲动。一个留法多年的法学博士，一个被尊称为“最尊重学生的老师”的人，一个可以握着学生的手说“我早就评上教授了，你还写我是副教授”的老师，一个可以戴着鸭舌帽，穿着红格子裤或者紧身皮裤站在几百学生的面前讲课的男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为人师者？